农历九月九日是重阳节，这个节日起源于何时？这主要有三种说法。
　　第一个说法是：在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前221）就有重阳节了。不过，持这种说法的文章或辞典大都不说明文献根据，有个别列出根据的，基本是以下两条：
　　一是《楚辞·远游》中的两句诗：“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不过这根本做不得根据，姑且不说现代研究者多认为这是汉人模仿《离骚》的作品而非屈原（约前340—约前278）的作品（这是一篇游仙诗，描写神游天上和走遍四方的快乐），就这两句诗而言，“重阳”指的是“天”（《集注》：“积阳为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阳。”），并非节日。这两句诗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来到九重天进入太微宫，访问旬始星游览天帝府。”跟后来才形成的重阳节根本没关系。
　　另一是明代罗颀辑著的《物原·天原第一》称：“齐景公始置重阳、端午。”《物原·事原第十八》又称：“齐景公始为登高及竞度。”齐景公是春秋时齐国国君，若这说法成立的话，那重阳节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就有了。事实上，《物原》既没有说明资料来源，更没有列出任何例证证明。若说登高，齐景公以前就肯定有人登过高了，说“始为登高”，实属无稽之谈。一个涵义丰富的传统节日绝非由某人的某个动为来引发或表达，一个国君（或别的什么人）一时心血来潮爬到山上或城墙上看风景，如此“登高”肯定做不得重阳节存在的根据。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物原》“乃溷众说而一之，疏舛弥甚。”此说实属此类。
　　以上两条资料都不能作为证据，那么，先秦文献中有关于重阳节的记述吗？没有。先秦诸子著述、《史记》、《资治通鉴》、《全上古三代文》、《先秦诗》等等记述先秦史事的文献都没有任何有关重阳节的记述。这是最有力的证据。
　　还有一个实证是至今在探讨重阳节起源的典籍、文章中从来没有被提及的。这个实证是：
　　西汉初年割据岭南建都番禺（今广州）的南越王赵佗有登高游乐的兴趣，他登的是在其王宫北面的粤秀山，时间不在九月初九重阳日，而在三月初三上巳日。
　　明《大明一统志》载：“歌舞岗，在府城。《郡国志》云，南越王佗三月三日登高处。”
　　清《番禺县志》载：“越秀山，省会（广州）主山。亦名越王山……山在城内正北，耸拔二十余丈，上有越王台故址……折而北有歌舞冈，即尉佗（赵佗）三月登高处。”（清嘉庆《羊城古钞》所载同）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白云粤秀二山合志》载：“越王台故址存焉，汉赵佗建为上巳修禊之处。”
　　清光绪三年（1877）《岭南杂事诗钞》载：“越王台在越秀山上。汉赵佗建，三月三日修禊于此。”
　　三月初三是上巳节。赵佗本是秦将，中原人（河北真定人，即今正定县人）。他是在上巳节而不是在九月初九登高游乐，这可证秦代时的中原仍未有重阳节俗，更遑论战国时期。
　　可以肯定地说，战国时代是没有重阳节的。
　　第二个说法是：重阳节形成于西汉（前206—公元8）初年。
　　这亦见载于不少谈论中国民俗的书籍和资料。其基本根据是旧题西汉刘歆撰写的《西京杂记·戚夫人侍儿言宫中乐事》，文曰：“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令人长寿。菊华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华酒……戚夫人死。侍儿皆复为民妻也。”
　　照这段记述，贾佩兰是戚夫人的侍女，戚夫人是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的妃子，刘邦死后被吕后残杀。她的侍女们被放出宫，贾佩兰嫁了扶风人段儒，说出宫中之事，一切顺理成章。不过，《西京杂记》这部书是否西汉末年人刘歆（约公元前53－公元后23年）所撰，却是历代争说不休；谁是作者，至少有五种说法，真伪莫辨。今人大多认为《西京杂记》是晋代人葛洪（283～363）假托刘歆之名而编撰的，书中间杂怪诞传说，属笔记小说类，并非严谨的述史文献，难怪唐初著名学者颜师古称“今有《西京杂记》者，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有妄说。”（颜师古注《汉书·匡衡传》）以上的这段记述大概不属“妄说”也属“杜撰”。在我国现存较完整的一部讲鬼神灵异的著名志怪小说集《搜神记》（东晋干宝辑撰，魏晋小说代表作）中，就把上段文字照抄一篇。这说明，身为卓有成就的史学家干宝，并不把“贾佩兰说汉宫乐事”视为史实，而是看作“志怪”，属于民间传说，同时，这也反映了晋代人对当时已流行的重阳节习俗起源的认知与探讨。

　　今人又有引《西京杂记》：“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拔楔登高。”据此称重阳节登高习俗也始于西汉。其实，这是讹引。在今存各种版本的《西京杂记》中，并没有这段话，而且根本就没有出现“重阳”这个词。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说是据西汉《长安志》记载，西汉京城长安近郊有一座小高台，每到重九之类的良辰美景，就有许多人登台观赏。因登的是高台，所以被称作“登高”。有民俗学者认为，这就是重阳节登高的肇始。
　　此说属以讹传讹。遍查古今书目，从北宋《崇文总目》直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民国《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今人编《四库大辞典》、《中国丛书综录》等书目专著，全都没有载录西汉时人撰写的《长安志》。历代类书亦无辑录过西汉人写的《长安志》资料。
　　事实上，现存最早的《长安志》是宋朝人宋敏求撰著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得明白：
　　“州郡志书，五代以前无闻。北宋以来，未有古于《长安志》及是记者矣。”这可是当年动员了全国力量搜集图书典籍并经过全面整理后得出的结论。再查宋敏求《长安志》，书中亦无有关西汉京城长安“登高”的记载。说“据西汉《长安志》记载”云云，实是讹传。
　　当然，不认同重阳节形成于西汉初年的最有力证据是，在记述有关西汉前期史事的各类历史文献中，全无任何有关重阳节的记述。在后世以载录各类前朝事迹丰富繁杂而著称的各种类书中，也没有任何有关西汉重阳节的记载。《西京杂记》所载民间传说只是“孤例”。因而认为重阳节起源于西汉，是缺乏足够证据，难以成立的。
　　第三个说法是：重阳节起源自东汉（25—220）。这个说法有较充足的根据。
　　在现存的文献中，最早提到九月九日这个岁时节俗的是东汉崔寔（？一170）的《四民月令》，这是一部专门记载一年十二个月民俗活动的书，可惜已经失佚，其章节散见于后世类书与其他典籍中。唐·欧阳询编类书《艺文类聚》卷八十一《菊》载：“崔寔《月令》：九月九日可采菊花。”菊花是重阳节俗的标志性物品，当然不一定要九月九日才采，这里明确说九月九日，可见当年的此日有这一习俗。
　　隋代虞世南所编类书《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五“朝廷饮宴”条，引东汉末年大臣士孙瑞上皇帝奏章中的话：“兴平二年秋，朝廷以九月九日赐公卿近臣饮宴。”兴平二年即公元195年，当时的皇帝是东汉的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刘协（181－234），汉献帝是受朝中权臣挟持的傀儡，不但无权，而且连自身性命都难保，哪有心情“赐公卿近臣饮宴”？那只能说他是被迫出面应付旧仪。由此可知，在此之前朝廷已有九月九日“饮宴”的惯例，即此前已有这一习俗。不过，当时还没有明确的重阳节名称。
　　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187—226）废掉献帝，取汉而代之，自己做了皇帝，即魏文帝。某年九月九日，他给当时的著名书法家钟繇送去一束菊花，并附了一封信《九日与钟繇书》，信中明确记述了当时九月九日的习俗，文曰：
　　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是月律中无射，言群木庶草，无有射而生。至于芳菊，纷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上海古籍出版社《艺文类聚》卷四引）显然，三国时的魏国朝廷承传了东汉朝廷的习俗，在九月九日“享宴高会”，三国魏钟会《菊花赋》云：“季秋初九，日数将并。置酒华堂，高会娱情。”菊花已成为此日习俗的标志性物品，用于君臣、亲友之间的祝寿。
　　曹丕的这封信，还说明了重阳的定名。那就是“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
　　孔子以前的上古文献，流传到今天的只有四部：《诗经》、《尚书》、《仪礼》、《周易》。数字分阴阳的观念，记载在《周易》这部古老的文献中。《周易》第九章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古人为世间万物定阴阳。其中天为阳，地为阴。一三五七九属天，为阳，即奇数为阳；二四六八十属地，为阴，即偶数为阴。元月初一、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七月初七、九月初九，均为“重阳”，后来均为传统节日。元月初一是元旦，或称元日（称春节是民国以后的事）；三月初三是上巳节；五月初五为端阳节，七月初七为七夕节，九月初九为重九，为什么只有它被称为“重阳”呢？首先，其他的“重阳”日在“重九”被普遍地称为“重阳”之前都已有了自己特定的名称与涵义，同一个日子不宜两称，否则必然引起混乱；其次，九是最大的天数、阳数、极数。称天之高为“九重”，指地之极为“九泉”。九九相重是一个最大的长久之数，“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俗”是民俗，“嘉”是赞美。民间赞美这个“重九”的日子，后来形成习俗，以“重阳”特指“重九”而不指称其他的“重阳日”。
　　“九”“久”谐音，故认为适宜于长久，用于祝寿，十分吉利。今天把重阳日定为老人节、敬老日，即源于此。
　　另一个说明重阳节起源于东汉的例证，也是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是南北朝时期（420—589）南朝梁代（502-557）吴均《续齐谐记》所载的一个传说：
　　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此可代也”意为“这些牲畜代你们全家受灾了。”）。
　　人讲重阳节，大都将这段文字作文献引用，这见于现在很多相关资料与辞典。其实，这是一个神话传说，并非史实。吴均（469-520）是史学家，著有《后汉书注》、《齐春秋》等史籍，而他撰写的这部《续齐谐记》，却是一部情节离奇的民间传说故事集。所谓“《齐谐》志怪，盖庄生寓言。”（元·陆友跋）在此书之前，已有南朝宋·东阳无疑的《齐谐记》七卷问世，都是志怪之说，不过这书后来失佚了，其片段散见于后世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类书中。吴均撰神怪故事，称《续齐谐记》，可见他自己就没有把它视作史实。
　　故事中的人物费长房，记述东汉史事的正史《后汉书》有他的传（见《方术列传》），说他是汝南人，跟一个卖药老翁进深山学道术，能治百病，制众鬼，在路遥千里的不同地方飞来飞去。神迹不少，却只字没提要桓景九月九日上山避祸的事。其结局尤其搞笑：“后失其符，为众鬼所杀。”
　　《后汉书》并没有明确记载费长房是哪个时代人，西晋张华（232—300）撰《博物志》卷五《方士》提到此人，说“魏武帝（曹操）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四方之术士。”在所记“魏王所集方士名”里就有“汝南费长房”，不过只是记了个名字而已，并没有说他有什么事迹。这么说来，费长房是与曹丕同时代的汉末魏初人，作为曹操的儿子，曹丕应该知道此人，但曹丕说九月九日风俗时，根本就没提这位术士，也没有提到上山避祸，反而说是“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是庆祝这个节日以求长寿，而不是跑到山上躲避灾害的来临。
　　至于那个桓景，显然是个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在有关东汉、三国史事的文献资料中都没有记载，包括公认收罗前代资料宠杂广博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隋唐类书中也没有提到过。倒是在东晋成帝时有个叫桓景的太守。《宋书·符瑞志中》载：“晋成帝咸康二年七月，白鹿见豫章望蔡，太守桓景获以献。”咸康二年即公元336年，距东汉灭亡已百余年，若把这位捕获白鹿后献上朝廷的太守桓景跟费长房扯到一起，那无异于关公战秦琼。
　　指称节日源于某个古老的传说，这在中国传统节日的起源说中屡见不鲜，也最易为民间所接受。费长房故事在重阳节发展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一个明证。
　　这个由史学家撰写的古老传说后来还演变成不同的民间传说，兹引其中一个：
　　相传在东汉时期，汝河有个瘟魔，只要它一出现，家家就有人病倒，天天有人丧命，这一带的百姓受尽了瘟魔的蹂躏。
　　一场瘟疫夺走了青年恒景的父母，他自己也因病差点儿丧了命。病愈之后，他辞别了心爱的妻子和父老乡亲，决心出去访仙学艺，为民除掉瘟魔。恒景四处访师寻道，访遍各地的名山高士，终于打听到在东方有一座最古老的山，山上有一个法力无边的仙长，恒景不畏艰险和路途的遥远，在仙鹤指引下，终于找到了那座高山，找到了那个有着神奇法力的仙长，仙长为他的精神所感动，终于收留了恒景，并且教给他降妖剑术，还赠他一把降妖宝剑。恒景废寝忘食苦练，终于练出了一身非凡的武艺。
　　这一天仙长把恒景叫到跟前说：“明天是九月初九，瘟魔又要出来作恶，你本领已经学成，应该回去为民除害了”。仙长送给恒景一包茱萸叶，一盅菊花酒，并且密授避邪用法，让恒景骑着仙鹤赶回家去。
　　恒景回到家乡，在九月初九的早晨，按仙长的叮嘱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发给每人一片茱萸叶，一盅菊花酒，做好了降魔的准备。中午时分，随着几声怪叫，瘟魔冲出汝河，但是瘟魔刚扑到山下，突然闻到阵阵茱萸奇香和菊花酒气，便戛然止步，脸色突变，这时恒景手持降妖宝剑追下山来，几个回合就把温魔刺死剑下，从此九月初九登高避疫的风俗年复一年地流传下来。
　　这个民间传说至少有三四个版本，内容大同小异。对比《续齐谐记》，其“人民性”强多了。前者的桓景是自己一家人跑上山避祸，后者的桓景则是为民除害。前者的术士是费长房，后者却是个泛指的仙人。前者只是说饮酒，没说明什么酒；后者明确记述是菊花酒。若要以不同的民间传说来论证某个传统节日的起源，那就会各说各的故事。
　　若以《续齐谐记》来证明重阳节的起源，说重阳节是由费长房引发的，那明显不符合史实，因为在费长房之前，这个九月九日的习俗显然已处于萌芽期；但这个故事自有它的现实价值，它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重阳节来源的探讨（这个传说很可能是先流行于民间，吴均把它记载下来并予加工，就如同清代蒲松龄把听来的民间故事写成《聊斋志异》一样），更反映了南朝时期的重阳节已经流行，而且民间在节日时“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的习俗已相当普遍，这跟曹丕记述的“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的重阳涵义明显不同，这反映了重阳节习俗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