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为“开门七件事”之一，据清人考证，其语源出于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酒醋酱茶。”元人杂剧中使用时，以七个字为便，就减去其一，但去“酒”而不省“茶”字，可见它虽居末位仍被认为胜于酒的“饮料”。

读顾炎武《日知录》，忽见禁茶的记载，不免大惊失色。茶的禁令去今已远，对我们丝毫不存在约束力，这当然是明白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禁？历代禁酒之令屡见，一般是因为天灾或兵祸，粮食缺乏，特别是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公元458年）以连年丰收，酗酒者多，遂设禁，不准酿、饮；那么禁茶又是为何呢？

读下去，看到《日知录》所引以据的是《金史》，禁茶有两次，一次在金章宗泰和五年（公元1205年），一次是金宣宗元光二年（公元1223年）。第一次因尚书省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易无用之物也。”原来是因为金的地区不产茶，进口茶叶所费甚大，所以要禁；但章宗下令禁茶，只禁民间，“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不应食者以（斤）两定罪赏。”为什么“无用之物”的茶，到了七品以上官吏宅第就“许食”，就不再是“无用之物”了？可见“无用”云云只是托辞。第二次省臣奏言虽仍称之为“非余食之急”，但说得比较明白，云：“茶本出于宋，……而边民又窥利越境私易”，这无异是以“有用之资”资宋。原来不是因为茶叶“无用”，而是因为资财“有用”，要保护国力，在宋金对峙、时战时和的状况下它尤感必要。这时，“许食”的级别也提高了，不再以七品为起点，而是须“五品以上官”；禁令也严了：“余人并禁之，犯者徒（刑）五年，告者赏宝钱一万贯”。

金章宗、宣宗的两次禁茶令，后更严于前，鼓励告发的赏格出到“宝钱一万贯”，恐怕够惊人了。它一方面表明设禁之决心，另一方面也说明禁茶之难行。而金宣宗似乎并不想禁绝，他依然是禁下不禁上，贵族官僚仍被列为“应食者”。章宗、宣宗之前，金世宗还曾吃过宋地所产的新鲜荔枝。清·赵翼《陔余丛考》：“《金世宗纪》：上谓宰臣曰：‘朕尝欲得新荔枝，兵部遂于道路特设铺递。顷因谏官黄久约言，始知之。’是金亦有贡荔枝之事。然荔枝出闽、粤、蜀三处，金时皆无其地，不知其设铺驰递者何地所出也。”金的都城是汴京（今开封），稍近蜀，如果这荔枝是蜀中所产，由陕到汴一段可以利用金的军事设施快马传递，而由蜀到陕一段则需宋人传送；若非南宋朝廷媚金进贡，必是商人“窥利越境私易”。虽然数量远不能和茶叶相比，然而上有所好，又要严禁治下之民“私易”茶叶，不亦难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