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转过插屏，小小的三间厅，厅后就是后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皆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鸟雀。”

——《红楼梦》

不知别人怎样想，我觉得《红楼梦》的物质世界构成当代读者的阅读障碍。不说服饰、器物，即以最简单的作为故事展开的空间背景的贾府为例，今天的读者，有多少人看过上面这段文字后，可以大略想像黛玉进的院落的样貌呢？更何况许多传统中国民居建筑，并不仅仅提供一个人物活动于其间的物理性空间而已。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家庭成员的辈分、年龄和性别等因素，所有这些都在影响着建筑空间的布置与安排，而这样的排布又体现、肯定和强化着既有的等级和秩序。

《图说中国民居》，[美]那仲良 著， [菲] 王行富 摄影，译者：任羽楠，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年9月

对于生长在现代都市的我们而言，过去千百年间中国人的生活场所，是需要专门学习方能明了的传统，虽然其中有些元素我们已经通过小说、影视和电子游戏有了模糊的印象了。《图说中国民居》的作者那仲良，在匹兹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于1968—2001年执教于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兹分校，长期从事中国农村地区的文化地理和历史地理的研究。在《图说中国民居》三百余页的篇幅中，那仲良以浅近而精准的文字，丰富而细致的配图，既概要式地介绍了中国民居的基本模式和构成要素，又以十七例遍布中国南北东西的个案展示了中国民居的多元。

我们看到北京的四合院，河南的庄园，山西的大院和西南地区的大院，西北地区的窑洞，江南大户的宅邸，文人学者的书斋，福建的土楼，无怪乎作者明言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之中，广阔的地域之上，没有任何一种建筑形式可以完全代表“中国民居”。

中国民居中的空间安排

尽管没有一种建筑形式可以完全代表中国民居，但中国民居在空间的安排上，却有一共通的模式，即普遍将室外空间纳入住宅范围之内，或以墙体，或以建筑本身，围合形成院落。

院落作为露天空间，是中国民居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学者吴讷孙认为，如果修习中国建筑的学生只将注意力放在建筑实体之上，而忽视“空间以及建筑各部分之间的那种看似无形的关系，那么他们就无法掌握中国建筑的核心”。

作为室外空间的院落，与房舍提供的室内空间的面积比，由北向南呈现减缩的趋势

（对比图1和图2，另外参看图3）

。在南方，窄小的院落更为普遍地被唤作“天井”。

图1.一座北京四合院的平面图。

图2. 四川省阆中古城民居。相较于北方，中国南方民居的露天空间面积较小，通常被唤作“天井”，但也有仍称“院落”的。

图3. 中国民居空间模式图。从中国东北部至东南部，四个地区的民居，院落面积相较于室内空间面积的比例逐渐减小，由此带来逐渐增强的围合感，宽阔的院落也随之变为狭窄的天井。此外，半室外空间从无到有，面积显著增加；东北地区只有房舍和院落，没有游廊、檐廊等过渡空间。

院落为生活、工作和娱乐提供了场所，是中国民居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最近上映的电影《四个春天》就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贵州家庭，怎样使用天井这一空间：导演陆庆屹的父母在天井内准备饭菜、研磨糯米粉、清洗从山中采来的草药、剪头发和拉胡琴。

《四个春天》展示了贵州独山的普通家庭如何利用天井这一住宅中的露天空间。图为《四个春天》剧照，导演陆庆屹的父母正在天井中拉胡琴。

在中国北方，西北地区的院落通常较北京地区的狭长

（对比图1和图4、图5）

。夏季里，狭长的院落使得邻近的房舍有效遮挡早晨和傍晚斜射而来的日光；而在冬季，紧凑排布的房舍可以尽量阻止西北风在院中肆虐、侵入房间。有时，这种狭长院落的东西厢房离得非常近，二者的距离仅相当于正房明间的宽度。

图4. 山西省平遥县范宅。中国西北地区的院落相较于北京的更为狭长，以避夏季日光斜射和冬季西北风肆虐。

图5. 这座陕西省西安市的民居院落极为狭长，两座厢房的间距仅与正房明间宽度相等。

“间”——中国建筑的基本单元

正房明间是正房——院落中坐北朝南的那栋房子——正中的一间

（参看图1）

。“间”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单元。在建筑的正立面上，每两个相邻的结构柱之间的空间就是一“间”，“间”同时也代表着四柱围合而成的立体空间。比如梅兰芳故居的正房面宽三间

（见图6——图9）

，即是说它的正立面用了四根结构柱，它们与背立面的另四根结构柱、墙体和屋顶一起，围合而成三“间”屋。梅兰芳正房的三间屋，明间用作待客室，次间——紧邻明间左右的两间——分别用作卧室

（东侧）

和书房

（西侧）

。

图6. 梅兰芳故居的正房面宽三间。

图7.一栋面宽三间的房子，共有八根结构柱，它们与墙体、屋顶一起构成三“间”屋。

图8. 梅兰芳故居正房平面图。目前图中写有“正房”二字的那一间，应标为“明间（用作待客室）”或直接标为“待客室”。所有这三间一起构成“正房”。（参见图1）

图9. 传统的正房明间通常用作祠堂，是举办仪式、庆祝节日的家庭中心。在梅兰芳故居中，明间用作待客室，成为梅兰芳与密友雅集的私人空间。

延续数千年的技艺——夯土筑墙

虽然说到“墙”，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是由烧制的砖头垒砌而成的砖墙，但直到明代，烧制的砖才开始在住宅建筑中被普遍采用；在此前的漫长历史中，夯土筑墙是墙体建造广泛采用的方法，如著名的秦长城，即为夯土墙。

土远比木材廉价易得，夯土筑墙的技艺也比搭建木构架的技艺易于掌握。所以尽管梁思成盛赞以木构架来承载屋顶重量、墙体仅起填充作用的中国建筑，认为这一筑造法在“任何华夏文明所及之处，使其居住者能有效地躲避风雨，而不论那里的气候有多少差异”。但夯土而成的承重墙体——而非不起承重作用的，以高粱秆、玉米秸秆或竹子和灰浆做成的填充墙——普遍运用在民居中，甚至在包括皇家宫殿在内的各种建筑中也会采用。此外，夯土筑墙法也广泛应用于村镇或城市的城墙建造之中。

一些地区会在筑墙所用的黏土中混入沙子和石灰，形成类似于砂浆的混合材料“三合土”，以便取得更坚固的效果。在中国中部地区，常见的三合土配方为60%的细沙配上30%的石灰——来自磨碎的石灰石或贝壳，再加上10%的泥土。

夯土筑墙需要在略有收束的墙板中堆满土料，之后再用夯锤将其夯打结实。夯锤通常为一块宽约25厘米的沉重石块，固定在长木杆上；有些地区也用一整块硬木雕出夯锤。夯土筑墙的技艺可能千百年间都相对稳定。一张17世纪版画中的筑墙场面

（见图10）

与一张1984年拍摄于陕西省的照片上的夯土筑墙场面

（见图11）

所用技艺相差无几。

图10. 一张17世纪版画中的筑墙场面

图11. 1984年拍摄于陕西省的照片上的夯土筑墙场面。

趋吉避凶的努力

在传统中国的宇宙观下，看不见的力量可能以各种方式左右着人们的命运。住宅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从破土动工起就需要格外留心，以确保屋主一家的平安与福祉。无论南方北方，许多趋吉避凶的仪式、符咒和器物被应用到住宅的建造和日常使用之中；有时寓意吉祥、祈求福运的图像更是直接构成建筑的一部分。

图12. 破土意味着对自然的进犯，有可能招致厄运。小木板上写有四方土地的符咒，用以破除邪气。照片拍摄于浙江省瑞安市。

图13. 这块护符完全符合《鲁班经》中规定的梯形轮廓，其上绘有镇宅虎和八卦图。照片拍摄于浙江省嵊州市。

图14. 三组三叉尖戟排列在反光镜周围，据说能够锁住邪气。照片拍摄于安徽省歙县。

图15. 被用作屋顶装饰的福禄寿三星。照片拍摄于江苏省甪直镇。

图16. 蝙蝠的“蝠”与“福”同音，用作“福”的象征。此屋门板上装饰有蝙蝠，门环上倒挂着蝙蝠。照片拍摄于浙江省乌镇。

图17. 一座北京新建四合院的厢房，其四块门板腰部雕刻有各不相同的吉祥图案（细节见下图）。

图18. 北京新建四合院的厢房门板腰部细节图。左上，石榴籽粒繁多，寓意“多子”；右上，仙桃象征长寿，因为传说西王母的仙桃令人长生不老；左下，佛手柑寓意福寿，因“佛手”与“福寿”谐音；右下，柿子，据作者说因其鲜艳色彩象征欢乐，但我个人认为也可能与右侧罐中的如意一起，合为“事事如意”。

图19. 贴门神是传统年俗，尉迟恭作为著名门神之一，负责降服恶鬼和游魂。照片拍摄于北京市。可以看到门神盖住了北京市公安局制作的关于“关好门窗”的提示。

图20. 过年贴“福”字、贴春联为我们所熟知，有时反倒不觉其间有祈福的寓意。这张照片上是几个饲养幼兔的大缸，上面贴的红纸写着“玉兔成群”、“白兔成群”、“玉兔多生”，祈福之意分外明显。照片拍摄于福建省永定区洪坑村福裕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