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榔是一种生长在热带的水果，而黎族主要是居住在海南，正是炎热的气候，非常适合槟榔的生长。你知道在很久以前的古代他们是如何种植与食用槟榔的呢？
那么，下面随小编一起来看一下黎族文化吧！

黎族主要居住在海南省，是我国南方的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曾经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作出过重要的贡献。长期以来，黎族研究不太受关注，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存在不少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槟榔文化作为黎族物质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选题。

虽然历代史籍对槟榔的种植和食用方法多有着录，目前也有少数论着述及，但是这些论述比较简单分散，并且缺乏理论上的深入分析。笔者在结合以往这些成果的基础上，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海南黎族槟榔文化进行研究，期望引起民族学界重视，促进黎族研究的进展。

一、槟榔种植及食用
槟榔属棕榈科植物，常绿乔木，羽状复叶；单性花，肉穗花序；果长椭圆形，橙红色，花萼宿存，中果皮厚，内含一种子。花、果均具芳香，果供食用。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广泛栽培。

槟榔是黎族人民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其确切的种植年代已不可考，但不少中国古代典籍都记载了槟榔的生长习性。汉代杨孚所撰的《异物志》曰：“槟榔若荀竹生竿，种之精硬，引茎直上，不生枝叶。其状若桂。其颠近上未五六尺间，洪洪肿起，若槐木焉。因拆裂出若黍穗，无花而为实，大如桃李。又棘针垂果其下，所以卫其实也。剖其上皮，煮其胃，熟而贯之，硬如干枣，以扶留古贲灰并食。下气及宿食白虫消谷，饮啖设为口宝。”这段记载不仅交代了槟榔树的植物性状，而且也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槟榔果的长相及食用方法，甚至还对食用槟榔的功用有一定的记述。

晋代是一个博物学大发展的时代，因此有关槟榔的着述也就更多，对其性状等特征的描述也就更为详尽，如嵇含所撰的《南方草木状》曰：“槟榔树，高十余丈，皮似青桐，节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调直亭亭，千万若一。森秀无柯。端顶有叶，叶似甘蕉。条派开破，仰望眇眇，如插丛蕉于竹杪。风至独动，似举羽扇之扫天。叶下系数房，房缀数十实，实大如桃李。天生棘重累其下，所以卫御其实也。味苦涩，剖其皮，鬻其胃，熟如贯之，坚如干枣。以扶留藤古贲灰并食。则滑美下气消谷。”嵇含的这段描述更确切地记载了槟榔树的高、皮、节、叶、果等性状，不过，我们从行文中也可明显看出他参考了杨孚的某些提法。

此外，嵇含还应该参考了不少同时代人的着述，从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所引述的有关槟榔的记载中不难看出《南方草木状》与这些着作之间的继承关系。如引愈益期《与韩康伯笺》曰：“槟榔信南游之可观。子既非常，木亦特奇，大者三围，高者九丈，叶聚树端，房生叶下，华秀房中，子结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缀实似谷。其皮似桐而厚。其节似竹概。其中空。其外劲。其屈如覆虹。其中如缒绳。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倾，下不斜。调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则廖朗，庇其荫则萧条。信可以长吟，可以远想矣。性不耐寒，不得北植。必当避立海南，辽然万里，弗遇长者之目，今人恨深。”

除上述有关槟榔的生态习性的描述之外，还有两条比较特殊的记载：《广州记》曰：“岭外槟榔，小于交趾者，而大于蒳子，土人亦呼为槟榔。”《竺法真登罗浮山疏》曰：“山槟榔，一名蒳子。干似蕉，叶类柞，一丛十余干，干生十房，房底数百子，四月采。”可见除了交趾所产的大颗槟榔外，还有岭南地区所产的“岭外槟榔”和“山槟榔”。不过，黎族地区对槟榔的称谓也有其独特之处，子坚圆小者方可称为槟榔，而性熟大者却叫做“大腹子”。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岭南地区的开发，记载海南槟榔种植与食用的文献也逐渐增多。主要的关注点也由记述槟榔的生长形态转到记述与槟榔有关的文化事象上，从而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

从《异物志》、《南方草木状》来看，早期记述的食用方法是槟榔须熟吃，而且需要“以扶留古贲灰并食”，俗呼为“扶留槟榔”。《蜀记》关于槟榔的食用方法有如下记载：“先以槟榔着口中，又取扶留藤长一寸，古贲灰少许，同嚼之，除胸中恶气。”从这则材料也看不出槟榔是生吃还是熟吃的，但是它却在量上说明了槟榔的食用。

据记载，扶留缘树生长，共有三个品种：一名获扶留，其根香美；一名南扶留，叶青味辛；一名扶留藤，味亦辛。但只有扶留藤一种与槟榔同食方可辟腥、消食、除瘴。关于这一点，清光绪补刊本《琼州府志》注引《本草》曰：“槟榔生食，必以扶留藤、古贲灰相含嚼之。吐去红水一口，乃滑美不涩，下气消食，俗谓槟榔为命，赖扶留以此。古贲灰即蛎蚌灰也。贲乃蚌字之讹，瓦屋子灰亦可用。”

关于槟榔的食用方法，检诸史籍，以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的描述最为详细：“自福建下四川，与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其法昔斤而瓜分之。水调蚬灰一铢许于蒌叶，上裹槟榔。咀嚼先吐赤水一口，而后啖其余汁，少焉，面脸潮红，故诗人有醉槟榔之句。无蚬灰处，只用石灰。无蒌叶处，只用蒌藤。广州又加丁香、桂花、三赖子诸香药，谓之香药槟榔。”周去非不仅详细记载了槟榔的一般吃法，而且还对替代品和特殊吃法作了说明，使我们在今天仍然能够想见当时海南黎族等百越诸族吃食槟榔的样子。

近世《海南岛志》对槟榔的食用方法有如下记载：“食时将槟榔纵破为四，纳于口中，别取蒌叶一片，涂以蚌壳灰浆，混而嚼之，随嚼随吐，流涎如血。若遇数人聚坐一堂，则地面可使尽赤。此热带住居习尚也。……偶取尝试，槟榔、蒌叶各有一种芳烈之刺激性，必借蚌壳灰以款和之。问之食者，云如无灰，则味不甘，色不红云。海南西部人民，如崖县、临高、昌江、感恩等处嗜此者极伙，女人尤甚。”

以上多为汉族文人的客位记述，而且其中有不少人甚至未能抵达海南一观，可能对于黎族人民的食用方法的描写与事实有所偏差。今人王国全在他所编着的《黎族风情》一书中记载了黎族人民食用槟榔的方法，王氏身为黎族，对本民族的吃食习惯比较了解，其描述如下：“吃槟榔，可生吃或干吃。生吃，采下槟榔果，用刀切成若干小片（如小指大小），果壳和内核一起嚼吃。干吃，把成熟的槟榔摘下，放锅内煮熟，然后切成两块，用藤片穿成一串串吊起晾干，长期吃用。

吃槟榔的配料是：一个槟榔片，一块蒌叶，一撮螺灰，卷成一束。瘾大者，还要赔上适量的烟叶。初嚼时，口水是黄色的，味道有些苦辣，要边嚼边把口水往地里吐，继续嚼下去，就嚼出又香又甜又辣的味道来，越嚼口水越红，嘴唇也就被染得红红的。一口槟榔要吃半小时左右。初学吃槟榔醉如喝酒，夏天吃槟榔可以解渴，冬天吃槟榔全身暖和，长期吃槟榔可防龋齿，又能提神健胃。”与前人相比差别不是很大。王国全的描述显得更加全面、清晰。周去非曾写“咀嚼先吐赤水一口，而后啖其余汁”，而王氏乃写道“初嚼时，口水是黄色的”，出现了矛盾。两相比较，以王国全的说法较为合理。

除了以上常用的食用方法以外，黎族人民尚有一些很特殊的食用方法，这些方法也被一些汉族文人记录了下来。主要蜜槟榔和茶饼槟榔两种。唐代段公路撰写的《北户录》记载说：“今琼崖高潘州以糖煮嫩大腹槟榔。”清光绪补刊本《琼州府志》记载：“今郡人食槟榔，又以荔枝嫩叶揉成饼，名曰茶饼，加入合食。”这说明到清朝时还有把荔枝嫩叶制成调料，与槟榔一块儿吃食的，只是不知为何如此。

二、黎族槟榔文化的表现形态
黎族人民很重视种植槟榔。村中寨外槟榔成行，山前山后槟榔成园。槟榔在黎族人民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并且围绕槟榔的应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槟榔文化。

（一）槟榔为食
槟榔是黎族人民的爱物，妇女尤其喜爱，家家户户都有槟榔盒，每个中年和老年妇女，腰间都系着盛槟榔的小袋子。妇女在家里、路上劳动、探亲、闲谈等几乎所有场合口内总是嚼着槟榔。

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富者以银为盘置之。贫者以锡为之。昼则就盘更口敢，夜则置盘旁，觉即嚼之。中下细民，一日费槟榔钱百余。”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亦曰：“岭南好食槟榔，横人尤甚。宾至不设茶，但呼槟榔。与聘物尤听重。士夫生儒衣冠俨然，谒见上官长者，亦不辍咀嚼。与台皂隶、囚徒、厮养伺候于官府之前者皆然。”王氏时在横州做官，方有此言。他不太了解海南地方的槟榔吃食，就断言“横人尤甚”，实在有些武断。

事实上，黎族人民更加喜爱吃槟榔，以至于把吃槟榔看成了一种接待礼仪，“俗重此物，交接必为先”，“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槟榔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形态，已经内化入黎族人民的精神世界当中，成为衡量好客与否的标准。

（二）槟榔为礼
槟榔不仅在黎族人民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与婚姻礼仪结合在一起成为婚姻过程中的重要象征。

《文昌县志》曰：“定婚自少时，谓之‘送槟榔’，以纳聘兼用槟榔为礼也。”再如《琼州府志》卷三“以槟榔为命”条曰：“四州皆产，文昌、琼山、会同特多。人无贫富皆酷嗜之，以消瘴能忍饥，而不能顷刻去此。亲朋来往非槟榔不为礼。至婚礼，媒妁通问之初，洁其槟榔，富者盛以银盒，至女家非许亲不开盒。但于盒中手占一枚，即为定礼。凡女子受聘者，谓之吃某氏槟榔。此俗延及闽广。”槟榔在婚礼过程中逐渐从实物的地位变成一种象征：不再注重槟榔本身，而是以是否留取槟榔充当允或者不允的角色，可见槟榔在黎族婚姻文化中所占地位之重。

这种槟榔为礼的习尚不仅在礼俗中有很大影响，甚至还影响到了人们的日常语言。如《感恩县志》曰：“婚礼，则举邑皆用槟榔。媒妁通问之初，即以彩帕裹槟榔、茶蒌至女家，向其亲属说合。至女家允诺，首次定婚送聘，谓之‘吃槟榔’。”

《海南岛志》亦曰：“岛之东西部，婚俗各有不同。（西部女子）及至十五六，男家再备具酒肉、金钱送女家，谓之‘押命’，或谓‘出槟榔’。是日，男女家均大宴宾客。又有所谓出新妇者，有男家请亲属妇女盛装往贺女家，女艳妆出，奉槟榔、蒌几袋。男家亲戚受槟榔，给封包一二元，谓之‘押彩’……至其东部诸地之婚嫁，男女两方凭媒说合后，即行出槟榔礼，与西部同，独无出新妇礼。”可见，在黎族人民婚姻过程中，槟榔已经变成了聘礼的海南地方性语词的重要来源，这一过程是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融合汉民族婚姻文化的结果。起初，在订婚、婚礼诸有关过程中，槟榔的用量都比较大，“动以千万计”，后来槟榔有的逐渐省用，不一定要千万才可，甚至有的根本不用，槟榔只具备有象征意义罢了。

（三）槟榔为诗
槟榔虽然只是海南黎族地区的一种热带作物，但却成为诸多诗文描述的对象，前述愈益期《与韩康伯笺》等文笔都很优美，具有很强的文学性。除此之外，汉族诗人苏轼、朱熹等都有以槟榔为题材的优美诗歌流传下来，成为中国文学中的一枝奇葩。当然，种养槟榔的黎族人民更是有很多民间文学作品流传下来，为文学园地再添光彩，也是我们探讨和研究黎族的重要参考。

苏轼《食槟榔》诗曰：“月照无枝林，夜栋立万础。眇眇云间扇，荫此九月暑。上有重房子，下绕绛刺御。风披紫凤卵，雨暗苍龙乳。裂包一堕地，还以皮自煮。北客初未谙，劝食俗难阻。中虚畏泄气，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着齿随亦苦。面目太严冷，滋味绝媚妩。诛彭勋可策，推谷勇亦贾。瘴风作坚顽，导利时有补。药储固可尔，果录讵用许。先生失膏粱，便腹委败鼓。日啖过一粒，肠胃为所侮。蛰雷殷脐肾，藜藿腐亭午。书灯看膏尽，钲漏历历数。老眼怕少睡，竟使赤皆努。渴思梅林咽，饥念黄独举。奈何农经中，收此困羁旅。牛舌不饷人，一斛肯多与。乃知见本偏，但可酬恶语。”

在这首诗中，东坡先生不仅用生动、简练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槟榔的生长性状，而且还告诉了我们他自身吃槟榔的情形和感受。此诗可以和朱子诗句对照理解。宋代大思想家朱熹诗云：“忆昔南游日，初尝面发红。叶囊知有用，茗盌讵能同。捐疾收殊效，修真录异功。三彭如不避，糜烂土非中。”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得见朱子最初吃槟榔的感受，他甚至还很清楚槟榔的药用价值，由此可见南宋时槟榔已逐渐为广大的南方汉族知识分子所认识。

在槟榔诗文中，还应该提到的就是黎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民间文学作品，其中又以民歌为最多，兹节录两节：“口嚼槟榔又唱歌，嘴唇红红见情哥。哥吃槟榔妹送灰，有心交情不用媒。”“男重烟筒女槟榔，烟筒槟榔交游广。上村下寨情理重，烟丝槟榔大家尝。”槟榔成为一种文学题材是和黎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实践是分不开的。东坡先生被谪海南，多与黎族人士交游，槟榔成为他笔下的描述自是当然。朱子为一代圣贤，以槟榔入诗，亦可算贯彻了他“以文入诗”的主张。有两位作为榜样，后人再作许多槟榔诗文也就不足为奇了。明清时期就有很多有关槟榔的诗文流传下来，丰富了我们的认识，也为我们今天研究黎族的槟榔文化提供了很多极有价值的资料。

槟榔作为一种实物，在黎族人民观念中成了一种象征，展示了黎族人民社会交往的规则，其主要的社会功能在于礼仪的表现，具有维护社区内部稳定的功效。

三、黎族槟榔文化的主要特点和成因
由于黎族人民长期住居于海南岛上，他们认识了槟榔，并把它作为一种有用的热带作物加以利用。后来，受迁入的汉民族影响，产生了文化的涵化现象，从而形成了黎族独具特色的槟榔文化。

（一）天生的资源禀赋
海南黎族地区是热带地区，槟榔作为一种热带作物，是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中，黎族先民逐渐通过文化认识了“槟榔”这种植物，发展了槟榔种植技术，从而又通过植物分类和医药技术获取了“槟榔”这种生物资源的效用。

因此，槟榔文化是与当地天生的资源是分不开的，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深刻认识到槟榔在黎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象征意义。黎族人民面对这种天生的资源禀赋，一开始并没有发展大规模的槟榔种植。而与海南资源禀赋差不多的台湾却大量种植以获取最大利润。他们在很多地方开辟种植园，使槟榔这种农产品由礼物逐渐变成了商品这样，台湾人就在某种程度上过度利用了这种天生的资源禀赋。这种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台湾社会。首先破坏了自然环境，水土流失极为严重，甚至造成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与台湾相比，我们可以发现黎族槟榔文化具有很强的“崇天”色彩，倾向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二）百越族群“嚼槟榔”文化特质的传承
百越是中国南方三大族群系统之一，当时遍布整个长江以南地区。后来，由于汉族南迁，百越系统的一些人逐渐被融合进汉族中去，有一些地处比较偏僻地区的百越支系则幸存了下来。海南的黎族即是其中的一支。按照着名学者凌纯声先生的研究，百越族群具有刀耕火种、梯田、嚼槟榔、树皮衣、文身、凿齿、穿耳、做月等文化特质。“嚼槟榔”即是其中最显着的一个。

这一特质能够保存在黎族人民当中是与当地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禀赋是分不开的。槟榔作为一种热带作物，是黎族人民住居地所产，给传承这一文化特质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由于“嚼槟榔”只是一个饮食习惯问题，部分地带有精神的因素，而精神的因素则是比较固定地在一个族群中间传承下来的。

（三）汉文化的传播和涵化
文化人类学认为，任何一个文化系统都是处在持续变迁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发生了文化接触，文化之间可能会实现文化特质的传递，出现涵化过程，原来的文化系统就会与外来的特质相结合，或者说新的文化特质加入原有的体系中。各民族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大多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改造，使新的文化特质和丛体打上本民族的烙印。早在新石器时代，海南岛地区就已经有人居住了。这时候的黎族先民是百越族群的一个部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只是到了秦汉以后，由于中原王朝对岭南的征服，一些汉人逐渐迁居岛内，海南岛也逐渐纳入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唐宋时期，李德裕、苏轼等很多汉族知识分子被放逐到海南，这些人在海南努力传播汉文化，使汉文化在岛内生根发芽，甚至在宋代还出现了深谙汉文化的黎族知识分子。在汉文化逐渐传入海南黎族地区的过程中，即发生了黎族固有文化的涵化过程。就槟榔文化而言，其中“纳聘”纯系汉族婚姻习俗，而后为一些黎族地区所借用，并且与槟榔这种物质形态相结合，实现了这一汉族婚姻制度的移植，同时，也进行了本地化的改造，使之更具有本民族特色和本地特点，从而向“地方性知识”转化。这样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从槟榔文化所受汉文化影响的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同时，由于文化涵化是双向度的，迁移过来的汉族民众也采用槟榔作为纳聘礼物，逐渐演变为具有岭南地域特色的汉族。

四、结论
由于海南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得黎族拥有丰富的槟榔资源，这是黎族槟榔文化得以形成的物质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承继百越族群“嚼槟榔”的文化特质，加之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海南黎族独特的槟榔文化。

槟榔作为一种物品，在黎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首先，槟榔充当了社会关系的象征物，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黎族人民的生活，其中显现出很深刻的社会内涵。其次，槟榔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形态，既丰富了黎族人民的物质生活，也丰富了黎族人民的精神生活。围绕槟榔而产生的诗文文化更是中国文学园中的一枝奇葩，为着作家们提供了奇妙的玄思。

但与此同时，海南黎族槟榔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嗜食槟榔不利于本民族的传承和发展。多食槟榔容易发生口腔的病变，除了口腔癌以外，还有口腔的纤维化。最严重的后果是不孕。槟榔里含有一种叫做槟榔素的东西，它会让男性精虫的活动率大大降低，造成不孕的现象。同时，槟榔素对女性胚胎也有影响。前文说过，黎族妇女酷嗜槟榔，这就意味着她们在怀孕的时候胚胎存活率以及发育都会受到槟榔素浓度的影响。即使胚胎侥幸存活，发育也是非常缓慢的。此外，由于槟榔树的根是浅层辐射性的须根，没有明显的主根，固土保水能力比较弱，容易使生态系统失衡，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