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族文化是在一个封闭式的环境下形成并发展的。最具傣族文化特色的就是花腰傣。花腰傣色彩斑斓的服饰，银饰彩带玲琅满目，因其引人注目的特色而得名。花腰傣完整地保留着傣族先祖对自然与灵魂的崇拜，以及民族的文化信仰，因此便形成了今天内涵丰富的傣族最原始的文化：花腰傣。

“花腰傣是人们对居住在红河中上游新平、元江两县的傣族（傣雅、傣洒、傣卡、傣仲）的一种称谓。因其服饰古朴典雅、雍容华贵，特别是服饰的腰部彩带层层束腰，挑刺绚丽斑斓的精美图案，挂满艳丽闪亮的樱穗、银泡、银铃而名之为“花腰傣”。自唐代以来，傣族已自称“傣”。

花腰傣的名称最早见于清朝，清朝时代，将“百夷”记载为“摆夷”，把德宏州为主的傣族为“旱摆夷”（明时称“大百夷”），西双版纳州一带的傣族为“水摆夷”（明时称“小百夷”）；居住在红河中游的傣族为“花摆夷”。花腰傣是民国时期其他民族对傣雅的称呼，现指新平、元江两县的傣雅、傣洒、傣卡、傣仲，或泛指红河中上游的傣族。其实花腰傣本民族更喜欢自称为傣雅、傣洒、傣卡、傣仲，花腰傣只是其他民族因其鲜明的服饰对他们的一种叫法。

红河中上游地区的傣族与其他地区的傣族一样，都源于古哀牢人和古滇人。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哀牢人在澜沧江、怒江中上游地区创立了达光王国。公元前二世纪末，达光王国开始与汉朝接触，因当时的达光王叫“哀牢”，汉朝开始把达光王国称作“哀牢国”。在这之前，汉朝只能通过滇国居民了解到哀牢人，因哀牢人善骑大象，生活环境又与汉朝南方的“百越”诸民族相似，被汉朝草率地归为“百越”一类的民族，把哀牢人称作“滇越”，把达光（哀牢）王国称作“乘象国”。

公元前二世纪末，汉朝征服达光王国东面的昆明诸部（四川西南部、云南中北部）和滇国（云南中东部），占领达光王国东部领土（洱海周边地区），并在此范围内设置益州郡。公元前一世纪开始，成为汉朝属民的滇国王室后裔与汉朝统治者爆发了多次冲突。公元14年，滇王若豆率部起兵反汉，杀死益州大尹陈隆遣。王莽先后派遣“平蛮将军”冯茂以及宁始将军廉丹和史熊率兵前来平叛。公元25年，在廉丹的血腥镇压下，若豆为首起义军受到重创，被迫从滇池地区转移至汉朝势力相对薄弱的洱海地区（原属达光王国领土），大量滇人也随滇王转移至洱海地区。

公元42年，滇王的部属栋蚕率部在洱海地区起义。公元43年，汉朝派将军刘尚率汉军3000余人进行平叛，栋蚕主力被刘尚追至哀牢王城附近（保山坝子），滇人和当地哀牢人为躲避汉军开始沿红河水南迁，散居在红河沿岸的平缓地带并逐步融合成同一个族群，成为最早定居红河流域的傣族先民。

公元八世纪开始，傣族在云贵高原崛起并建立了称雄云贵高原的南诏政权，聚居在苍山以西、以南地区的傣族被南诏王派到云贵高原各地驻防，红河流域地区的傣族人口逐渐增多。公元902年，南诏政权被汉族权臣郑买嗣篡夺，居住在洱海坝子、巍山坝子的傣族被迫迁离，很多傣族沿着红河水南迁，有一部分人因携带太多物件且穿着光鲜，落在了这支南迁队伍的后面，最终定居在红河中上游地区。

公元十四世纪初，傣族在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崛起创立麓川王国，麓川王思汗法东征西讨，麓川王国东界直抵红河河谷，红河河谷俨然成为傣族与中原王朝的分界线，今德宏、临沧、保山一带的大量傣族被麓川王思汗法迁到红河西岸驻防，扼守红河天险保卫麓川政权。

定居在红河中上游地区的傣族，专家猜测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当年南迁队伍中的滇国王室后裔或南诏王室后裔，保留了古代王族服饰的古朴典雅、雍容华贵，特别是腰部彩带层层，挂满樱穗、银泡、银铃等闪亮挂件，绚丽斑斓的精美图案，也因此被汉族文人戏称为“花腰傣”。

“花腰傣”保留了最原始的傣族文化，是傣族研究历史的活化石。“花腰傣”由于地处偏僻的红河河谷中，封闭的环境使“花腰傣”完整地保存了傣族先民原始的自然崇拜、祭祀、巫术、染齿、纹身、服饰等原生型傣族文化。

“花腰傣”与其他地区的傣族相比，有着自己鲜明的文化特征，没有受到南传上部座佛教文化影响，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崇拜，是原生型文化特征最鲜明的体现；艳丽多姿、内涵丰富的服饰文化，是最神奇、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线；古老深邃、自然和谐、承传完整的民风民俗，保留了傣族先民最初的文化特质；红河河谷不到700平方公里的傣族聚居区内，令人感受到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融的壮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