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六、七月正值夏秋季节，风高物燥，正是曝晒衣物的好时节，民间认为是月曝晒可以避免虫蛀，由此逐渐形成了曝衣、晒书的风俗。民间“曝晒”习俗最后集中到七月七这个特别的日子，由此诞生了七夕节。据《物原》记载，战国“楚怀王初置七夕”。在战国时期以及以后的文献中我们都没有找到关于七夕节的设立及节日活动的描述，所以我们对《物原》的记载只能存疑。

　　后世流行的七月七日曝书、晒衣活动的习俗记载最早见于西汉。宋卜子《杨园苑疏》载，西汉建章宫北有太液池，池西有曝衣阁，“常至七月七日，宫女登楼曝衣”。

　　东汉崔富《四民月令》（成书于166年），其文曰：“七月……七日，遂作曲及磨具。是日也，可合蓝丸及蜀柒丸，曝经书及衣裳，作干糗，采蕙耳也。”这两段史料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世说新语·任诞》云：“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短裤头）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竹林七贤论》云：“旧俗法当晒衣。诸阮庭中烂然锦绮，咸时总角，乃竖长竿，挂犊鼻裈也。”

　　此处“未能免俗”、“法当晒衣”，都说明当时（魏晋南北朝）“晒衣”已是很流行的习俗，甚至形成以此夸富斗奢、炫耀知识渊博的陋习。《世说新语·排调》载：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日‘我晒书’。”人家皆晒书，郝隆无书可晒，日下晒肚皮，表示腹中有书。曝晒习俗一直到唐代都非常盛行，唐代诗人沈侄期一首《七夕》描写了民间“曝衣”活动：

　　秋近雁行稀，天高鹊夜飞。

　　妆成应懒织，今夕渡河归。

　　月皎宜穿线，风轻得曝衣。

　　来时不可觉，神验有光辉。

　　另一首《七夕曝衣篇》则描写了唐宫曝晒的奢侈：

　　宫中扰扰曝衣楼，天上嫦峨红粉席。

　　曝衣何许晾半黄，宫中彩女提玉箱。

　　七夕曝晒的习俗到明清甚至近代仍在个别地方有所保留。北京《永平府志》载：“七月七日，曝洗、作曲、合药。”河北《内丘县志》：“七月七日曝衣书，不知乞巧。”安徽《建平县志》：“七月七夕，日中曝书辟蠢。”广东《龙门县志》（1935年广州汉元楼铅印本）：

　　“七月七日，晒经书、裳衣。”《石城县志》（1931年铅印本）：“七月初七日，曝书籍、衣裳。以祛蠢湿。”不过，至近代时关于六月六日曝晒的习俗更随处可见，如河南《中牟县志》（1936年中牟明德堂石印本）：“六月六日，晒书、曝衣，以防虫蚀。”湖北《天门县志》（1922年石印本）：“季夏六日，各家晒衣物。”广东《海丰县志》（1931年铅印本）：“六月初六正午赫曦，俗称‘曝银之日’。儒家者流，本无家珍，惟出架上藏书向阳一晒。”这反映了乞巧活动兴起后曝晒习俗向六月六日的转移，于是有了六月六“晒霉节”一说。

牛郎织女传说完全没有关系。

　　晒书、晒衣：史书中曾经记载，司马懿当年因为位高权重，受到曹操的猜忌。司马懿为了保全自己，便经常装疯卖傻，待在家里。但是，曹操仍然不放心，秘密派了一个亲信令史暗中探查真相。时值七月七日，装疯卖傻的司马懿也在家中晒书。令史见到这一情景，便回去禀报曹操，曹操马上下令要司马懿回朝任职，否则即刻押解大牢，司马懿只得乖乖地遵命回朝。古时候，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以放浪形骸表达自己沉浮于乱世之中的郁闷。他们反对世俗，蔑视礼法。刘义庆在《世说新语》卷二十五中记载：七月七日当天人们都在晒书，而此时郝隆却跑到太阳底下躺了下来，人们看见后很疑惑，便问他：“这是在干什么？”他回答道：“我在晒书。”他的这种做法一是表示自己蔑视七夕晒书的习俗，另一方面也是在夸耀自己满腹经纶，学富五车，晒肚皮也就是在晒书。晒衣的风俗起源于汉代，在魏晋时期，豪门富室利用此举来夸耀自己的财富。“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便很瞧不起这种作风。

　　一年的七月七日，他的富家邻居出来晒衣，只见架上全是续罗绸缎，光彩照人。而阮咸则不慌不忙地用竹竿挑起一件破旧的衣服，有人问他这是在做什么，他回答道：“未能免俗，聊复尔耳！”从这几则小故事便可知道七夕晒书、晒衣的风俗在古时候是多么的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