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589年(战国到南北朝)，共约10个半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战国初年(前475年)到汉代末年(公元220年)；第二阶段从三国(公元220年)到南北朝末年(公元589年)。前一阶段农业生产大体是直线上升；后一阶段则是迂回上升的。

　　从战国到两汉，由于铁器的普遍使用，水利和牛耕的推广，使战国的平均亩产，从春秋以前的一石上升到一石半。新兴封建主的佃耕制，终于取代了奴隶社会的井田制。

　　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上，带动了各业兴旺。当时的陂塘养殖业已出现年产12万斤塘鱼的养殖户(图4)。畜牧业也很发达。据司马迁记载：当时一户养马五六十匹，养牛一百六七十头，养猪或羊二百五六十头的畜牧大户比比皆是。其他各行各业，也都出现了富比王侯的经营者，如煮盐起家的猗顿，世代开采水银起家的巴寡妇清，冶铁起家的郭纵、卓氏、程郑、孔氏、曹邴〔bǐng丙〕等等。

　　图4《池塘养鱼图》汉代

　　随着生产的发达，贸易也兴盛起来，出现了无数长途贩运商人，他们拥有运货的马车或牛车数以百计，转运于郡国之间。

　　汉代中原地区的水利工程也得到了发展，除了封建国家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以外，随着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小规模的人工水塘与一定面积的田园配套的庄园(出土许多汉代水田池塘模型，就是这种庄园经济的反映)，都使农业生产力有所提高，有的地方曾达到亩产10斛(石)。

　　汉代的粮食作物，仅就汉墓出土所见的，除了夏、商、周已具有的品种以外，还有荞麦、青稞、糜子、高粱和多种豆类等等。

　　汉代畜牧业也有很大发展，司马迁描写汉族地区畜养牛羊一二百头的农家大量涌现，是地主庄园经济副业兴旺的表现。一直到东汉，这些庄园地带，都仍是“草树殷阜，牛羊弥望”(见《晋书·食货志》)。汉代出土大量家畜家禽陶塑，也反映了农业区副业的兴盛。在专业放牧的河湟地区，则是“牛马衔尾，群羊塞道”(见《后汉书·西羌传》)。当时的蒙古高原和川滇西部地区，畜牧业的繁盛，都和河湟地带差不多。

　　关于蔬菜和水果的生产情况，从战国到汉代，华北地区的品种与夏、商、周时差不多，大体已趋于稳定。全国统一以后，岭南和天山南北的蔬菜和瓜果，则大大丰富了中国的饮食内容。南方汉墓出土的蔬菜和水果，仅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和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就出土有芋头、小豆、菱角、葫芦、黄瓜、枣子、香橙、桔子、柿子、梨子、梅子、杨梅、李子、橄榄、乌榄、仁面、木瓜、西瓜等；调味品则有花椒、桂皮、香茅草、高良姜等。华东的汉墓还出土菠菜和蕹〔wēng瓮〕菜种籽。近年在成都凤凰山一座汉墓中，出土番茄种籽，过去都认为番茄是从外国传入，所以在“茄”字之前加个“番”字，成都汉墓的番茄种籽，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经过培植，还能萌芽茁株，证明确是番茄，四川西部许多地方都有野生番茄，可见番茄是中国的原生浆果。岭南地区的荔枝、龙眼、香蕉、柑橘、柚子、甘蔗、椰子等，在汉代已闻名全国。汉武帝破南粤赵氏政权后，曾在长安建“扶荔宫”，尝试大量移植岭南的奇花异木，其中果树就有荔枝、龙眼、柑橘、槟榔、橄榄等多种。虽然由于气候和水土不宜，移植未能成功。从此岭南佳果，历代都成了特种贡品，《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驿)，五里一侯，奔腾阻险，死者继路。”三国时，交趾太守士燮每年向孙权进贡的岭南珍品都用数百匹马来驮运，其中有香蕉、椰子、龙眼等等(见《吴书·士燮传》)。天山南北出产的西瓜、葡萄、石榴、蒲桃、苜蓿(苜蓿是优良饲料，它的嫩尖可入菜，可与豆苗比美)等，亦于此时传入内地。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他首先从大宛带回葡萄和苜蓿。汉武帝为了阻断匈奴的干扰，保证葱岭以西的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曾与乌孙和亲结盟，那段时间，汉朝与乌孙每年都有十数批使者往来。东汉时又派班超长期武装护路，使丝绸之路商旅往来，络绎不绝，葱岭以西的土特产，如胡荽〔sūi虽〕(芫茜)、紫葱(洋葱)等陆续传入，逐渐在全国繁殖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