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生态的写意 高于生活的范本——黔东南苗族服饰与生态
黔东南苗族服饰精美独特,在造型、图案、设色等等方面都充分表现了苗族人的生活、理想、情感、信仰以及哲学思想。笔者在黔东南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中,了解到苗族的服饰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其产生、丰富和发展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紧密相关,是一种适应生态的写意,更是一种高于生活的范本。
一、民族·自然———创造文化的过程融入生态的观念
民族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民族文化、民族特征形成的过程,包含了民族语言、民族心理、民族精神、民族经济和生活。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从远古的“九黎”到“三苗”,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文化创造过程,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苗族文化。苗族许多文化的形成都与自然紧密相连,深深融入了生态观念,并在其绚丽多彩的服饰文化中充分表现出来。
苗族文化的的创造与形成,就是在不断与自然制衡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融入了苗族的生态观念。苗族文化在肯定人在自然中的价值的同时,也肯定了自然生态存在的内在价值,树立起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整体意识。人产生于自然并与自然平等是苗族生态价值观重要体现。苗族人认为枫木是万物之祖,苗族祖先姜央亦是由枫木树心孕育的蝴蝶妈妈所生的蛋孵化而来,并且与天上主宰雷电雨的雷公,与自然界中的牛、虎、龙、狮、象、蛇等动物,与管理神界的鬼怪皆为蝴蝶妈妈一母所生的兄弟。在雷公山地区苗族服饰和背儿带中,常有一些传统而又典型的枫叶与蝴蝶的繁衍纹样,反映的就是人产生于自然的主题,表达了对枫树对蝴蝶的热爱和崇拜。苗族人认为天、地、神、人同属一个整体,他们之间为平等关系,共同以一个平衡有序的生态系统存在于世界之中,并在世界里有序地各施其责,使世界变得完美、和谐。在苗族的服饰文化中我们不乏会发现这样的生态观念。山、水、人是苗族服饰图案重要的主题,一般装饰在服装的袖口、裙脚、襟边上,它们之间的摆放的位置是在同一平面的平行线上作二方连续纹样。我们这里撇开它的历史意义不说,单从它的生态价值观上去探讨。流传在黄平、凯里、施秉、镇远一带的苗族,着中裙装束,在裙边最下端绣制的图案就有一组象征团结、祈盼强大的手牵手人形图,然后在其上方平行排列象征河流的条纹图,在画面布置上同处于一个平面并作平行排列,显示出二者的平等地位。台江、雷山、凯里一带苗族妇女衣襟上的花边多以山峦、树木、河流、蝴蝶作二方连续纹样平行排列,其中山峦、树木、河流为自然之物,而蝴蝶则代表人类之始祖,是人的化身,这实际就是苗族人与自然平等的思想体现。图案饱满是苗族服饰图案的一大特点,整个画面很少有空缺。比如施洞苗族衣袖上表现女英雄“务冒席”的图,画面饱实,除了主题是手拿雨伞骑大马的女英雄“务冒席”外,其余的空隙处都要以各种动物、植物填充,而且这些动植物要么是有苗族的图腾崇拜意义的枫树、蝴蝶,要么是苗族创世传说中对人类有过帮助的燕子、锦鸡、鸭子、狗、蜜蜂、蕨菜等,要么是苗族崇尚其生殖能力的鱼、蛙等,所有这些画面填充之物皆为愉悦、欢快、可爱之情,完全没有狰狞、凶恶、痛苦之神。这样的创作处理基于两点:一是以满为美,以多为美思想的表达,二是自然与人平等、和谐思想的表达。
人是在与自然的不断抗争中生存与发展的。苗族始终认为人只是自然中的一分子,虽然能通过智慧征服和改造自然,获得生存的机会,但人与自然并没有对立,而是尽力使二者融为一体,保持和谐共生局面。苗族服饰图案中的铸日造月,姜央射日月传说,打杀蜈蚣,姜央智战雷公,划龙船等等图案,都是这种思想的反映。特别是姜央智战雷公图完全就是一幅人与自然斗争的画面。然而,姜央战胜雷公的结果不是使之彻底灭亡,也不是“胜者王败者寇”,而是社会管理的分工:雷公居于天,管着雷电雨,姜央居于地,拥有人类生活的土地。这样的社会管理分工使得社会生活更加有序,表现的就是人与自然最终是可以和谐相处的。实际上,就是在阐述了人能通过智慧改变生存环境的同时,也赞美了自然的美好,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二者完全可以融为世界的一体,生动地体现了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审美情致。苗族古歌在叙述这场较量中,特别突出表现了雷公的刚正与憨厚,并逐渐成为苗族社会公正的化身,有着极高的威望,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和爱戴。台江施洞地区的苗族服饰就有一种衣袖图案,全部以深蓝色丝线绣的雷公人形,这种的图案只能装饰在老年妇女的衣服上,特别是有一定威望的老年妇女。表达苗族年长者在苗族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好像雷公一样的威望、受人尊敬。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知,苗族服饰文化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民族发展与自然相融的角度反映了苗族文化与生态的和谐发展关系,从中彰显了苗族人与自然平等的生态观。
二、符号·生态———源于生态的写意高于生态的抽象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产生、发展都离不开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是在这个民族的生产和生活空间里进行的文化创造。特别是服饰艺术的创造更是来源于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并把来源于生态的信息用写意符号记录。“自然环境是重要的基础和前提,人文环境与之相适而生,并构成创造和滋养本地域民族艺术的生态环境。”[1]
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是苗族服饰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通过人的智慧把源于生态的文化写意用高于生态的抽象符号在服饰上进行传播与传承。苗族十分崇拜枫香树,把它奉为母亲树,不仅树心生出了人类始祖蝴蝶妈妈,而且枝、叶、根、梢等都能化生成自然物。人类学视野中,枫木———蝴蝶崇拜就是黔东南苗族的图腾崇拜,枫树强大的生命力和繁殖力也是被崇拜的原因。在苗族的古歌里,在苗族的传说故事中,在苗族许许多多的民俗活动里,都融入了来自他们心灵情感的枫木——蝴蝶崇拜观念。蝴蝶图案和造型在苗族服饰中占有重要位置,无论哪一支系,哪一款式的苗族服饰,几乎每一件苗衣都少不了这个母题。[2](P38)这种图腾崇拜的观念融会到苗族服饰的织锦、刺绣、银饰之中,图案取于自然生态环境中的蝴蝶和枫香树,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创作,把它抽象到一些具体的符号上,用那些特定的、写意的、抽象的符号进行情感描绘,或用直观的,或用抽象,或用变异的蝶纹、枫叶纹直抒这个母题。
苗族服饰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苗族的生产生活紧紧相连,与苗族的历史紧紧相连,与苗族的哲学思想和生态观念紧紧相连。苗族人通过摹拟自然生态的形象,通过创作人文生态的形象,用优化了的造型、纹样、图案符号来制成苗族服饰,来表达情感与思想。苗族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离不开水,都由水而产生。《苗族古歌·开天辟地》有这样几句:“究竟哪个最聪明,哪个才生来最早?水气它是最聪明,水气才生得最早。”[3]这是苗族对世界本源的认识,这样的世界观常常用水波纹、涡纹、水泡纹等具象符号来表达水塘上晃动着的水波、河流自然天成的水旋、水田中泛出的水泡,隐喻了深深的苗族文化意义。苗族服饰中有许多不可缺少的几何纹样,都是富于情感的符号,都是源于自然生态的写意,表达人文生态的情感,具有直指具体物象的文化象征意义。在黄平地区的苗族妇女服饰上,在以锡绣为特色刺绣技法的剑河苗族的妇女服饰上,都有一种被誉为“家园”的几何图案。图案有取自苗族居住房屋的榫枋结构,有来源于生产环境的水田和浮萍,甚至还有表现生产工具的牛桠等,表面上是描绘苗族生存的环境,实际上是表达抽象的情感和意念的符号化过程。
苗族服饰作为一种存在于其文化传统和生活模式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其历史来源和文化因子在传递、衍化过程中绽开的物质和精神花朵。同时,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传统,苗族服饰是通过本身的系统将象征符号与意义结合起来并使意义符号化的。[4](P11)苗族服饰中特定的符号有对直观生态的写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生态的抽象,张扬苗族包容的民族特性。
三、造型·生境———生活需要的选择适应环境的思维
黔东南苗族从遥远的东方迁徙而来,从古老的东方文明沿习下来,经历了长期战争与迁徙的痛楚,经历了不断改造自然、发展生产的各个历史时期,苗族服饰的造型、图纹也都经历了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黔东南苗族社会与生态系统调适的过程。
苗族服饰造型来源于苗族人对自然的模拟,对自身和对环境的认识、感受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审美体验。苗族民间神话爱情叙事歌《仰阿莎》赞美美丽的仰阿莎:“裙带长长如网绳,裙褶密密像菌纹,裙沿翘翘好比屋檐边上的瓦楞”“她的花衣呀,金鸡的彩毛比不上,她的褶裙呀,只有菌子才相像”。充满浪漫主义的苗族民间歌谣,对苗族美神仰阿莎的裙子的描述正好影射了苗族百褶裙的造型受到自然生长的“菌子”的启发,模拟菌褶制作实用而有情趣的苗族百褶裙。
苗族服饰是苗族人民适应生态环境的产物,兼具了实用、载史与审美的功能。服饰的遮羞保暧是人类文明的要求,服饰的生活实用性是苗族人民生活需要的选择。热爱生活的苗族“以百折不挠的民族性格,以永不言弃的民族精神,以乐观向上的文化心理”[2](P40)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积极寻找适宜生存的方式,进而创造出与生态环境相适宜的民族服饰。在黔东南这片云贵高原延伸的土地上,高山、峡谷、平地、沟壑相互交错是突出的地表特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苗族人民,在生活的实用思想的指导下,创造了与环境相适宜的服饰造型,成就了黔东南多姿多彩的苗族服饰。有适宜高山生活的紧衣短裙造型,有适宜平地生活的中裙宽衣造型,有适宜河谷生活的长裙大袖造型等等,无一不是模拟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无一不是考虑与他们生存空间相宜的结构。生活在高山上的苗族群众,为了在生产劳作中衣裙不被环境所烦,衣便收缩紧致,裙便收短利落,再以图腾崇拜的思维和现实环境中的所见,创造出了与自然生境相宜,与宗教意识相宜的服饰文化符号———像美丽的锦鸡一样的短裙系列服饰,成为崇拜锦鸡的氏族群落的一个特殊的文化标志。[2](P40)巴拉河流域河谷地带,山高谷宽,梯田多分布于缓坡上。传统上,离居住地较远的生产劳作多为男子,妇女除了主家内事务,做一些近距离的生产劳作外,多数时间用于织布绣花,清扫房屋院落。讲究卫生是这一带村寨的特点。寨内寨外干干净净,房前屋后规规整整,家里家外清清洁洁。这样的环境使得妇女们碎步涟涟的长裙服饰不受干扰,传承至今。三穗台烈一带地势相对平缓,水田纵横,劳动场所常常就在家门口。妇女的裙装在生产劳动中容易拖泥带水,为了与之生境相宜,也为了与之文化相宜,她们用“栏杆裤”代替“百褶裙”,创作出了长衣阔腿裤造型风格的服装,成为这一地区的文化性标志。
苗族服饰的造型与自然生境和文化生境紧密相连,表现为生活需要的选择方式与适应环境的思维方式。
四、图案·信仰———宗教调控的创意文化规约的整合
在精神信仰上,苗族相信万物有灵,他们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各种各样的神灵,这种朴素的自然宗教观贯穿于苗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渗透到了苗族的服饰文化之中。黔东南苗族服饰充分显现了苗族的信仰文化,纹饰图案诠释几乎都离不开民族宗教意义,完全就是信仰理念具象化的符号。
苗族服饰的图案多取自自然和生活题材,用符号化的现实物象表达深邃的文化思想和深沉的精神意念。人的再生产、生命的延续是苗族文化的核心,可以说苗族的一切文化习俗都无法偏离这一核心。服饰文化中的蝶纹、枫叶纹、鸟纹、鱼纹、蛙纹、蕨纹、葫芦纹、石榴纹等都是表现这个主题的的纹样,其造型来源于自然物,并经过苗族妇女对这些自然物的认识,对苗族美好愿望的理解进行创作,带有浓郁的生殖崇拜色彩。在丹寨苗族的蜡染长裙片上,常常会有带着浓浓“苗味”的藤蔓上长枫叶,再长蝴蝶花,还结石榴果的图案;在苗族百鸟衣的衣裙上,绣制着长短、肥瘦不一的鱼纹图案;在黄平地区苗族裙边上,用蛙纹与浮萍交错排列;在剑河苗族的衣裙上,用红白条间隔的红方块中心均为展翅的鸟纹等等。
“龙纹”是黔东南苗族服饰使用最为普遍的纹样之一,对“龙纹”的诠释完全不是神秘而至高无上的神,而是一种被人征服、受人驯化、为人所用的神灵,并且与人相亲相近,共同生活。在苗族的信仰观念里,主管山脉富贵的为山龙,主管风调雨顺的为水龙,根据人们的需要对龙进行祭祀。比如修房建屋、保寨平安就要祭祀山龙,祈雨求丰收就要祭祀水龙。在巴拉河流域地区盛行的苗族招龙活动就是招引山龙保家护寨,求富贵平安的。在施洞地区的划龙舟祭龙就是祈求风调雨顺的。基于这种宗教理念之下创作出来的苗族服饰上的龙没有狰狞的面孔,没有固定形象,它就像一个虚无飘渺的魂灵,可以依附于与苗族生活相安相随的任何物体,形成这种物体的“龙”,比如鸟龙、牛龙、蚕龙、叶龙、鱼龙、虾龙、蛇龙等等,为苗族“万物有灵”观念的反映和“祈福纳祥”思想的表达。
苗族服饰由不同意义的图案粘接组合,构成丰富的服饰文化内涵,是在与生态息息相关的自然宗教调控下不断创意的结果,也是在苗族文化的规约中不断整合的结果。苗族服饰图案演绎了苗族原始宗教文化,反映了苗族人的原始宗教思维,也彰显了苗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2](P40)
结语
诗人杜甫用“五溪衣裳共云天”的诗句道出了苗族服饰的多姿多彩。能与天上彩云媲美的黔东南苗族服饰不仅浓缩了苗族历史与文化,还展示了苗族生态价值与生态审美的魅力,是在苗族与自然的反反复复斗争、融和中创造,并随着苗族的发展而发展。无论服饰的款式造型、纹饰图案、材料色彩等都与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完全是适应生态的写意。然而,瑰丽的苗族服饰早已超越了生活的实用功能,在彰显苗族的生态观,张扬苗族包容的民族特性,表现苗族的思维方式中,完成文化的整合,成为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成就了苗族服饰是高于生活的范本。
参考文献
[1]宋生贵.民族艺术与文化生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民族艺术的美学思考[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1).
[2]曾祥慧.与“文化生境”竞合的“文化符号”——黔东南苗族服饰文化探析[J].贵州民族研究,2011,(6).
[3]燕宝.苗族古歌[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
[4]杨昌国.苗族服饰——符号与象征[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一、民族·自然———创造文化的过程融入生态的观念
民族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民族文化、民族特征形成的过程,包含了民族语言、民族心理、民族精神、民族经济和生活。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从远古的“九黎”到“三苗”,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文化创造过程,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苗族文化。苗族许多文化的形成都与自然紧密相连,深深融入了生态观念,并在其绚丽多彩的服饰文化中充分表现出来。
苗族文化的的创造与形成,就是在不断与自然制衡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融入了苗族的生态观念。苗族文化在肯定人在自然中的价值的同时,也肯定了自然生态存在的内在价值,树立起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整体意识。人产生于自然并与自然平等是苗族生态价值观重要体现。苗族人认为枫木是万物之祖,苗族祖先姜央亦是由枫木树心孕育的蝴蝶妈妈所生的蛋孵化而来,并且与天上主宰雷电雨的雷公,与自然界中的牛、虎、龙、狮、象、蛇等动物,与管理神界的鬼怪皆为蝴蝶妈妈一母所生的兄弟。在雷公山地区苗族服饰和背儿带中,常有一些传统而又典型的枫叶与蝴蝶的繁衍纹样,反映的就是人产生于自然的主题,表达了对枫树对蝴蝶的热爱和崇拜。苗族人认为天、地、神、人同属一个整体,他们之间为平等关系,共同以一个平衡有序的生态系统存在于世界之中,并在世界里有序地各施其责,使世界变得完美、和谐。在苗族的服饰文化中我们不乏会发现这样的生态观念。山、水、人是苗族服饰图案重要的主题,一般装饰在服装的袖口、裙脚、襟边上,它们之间的摆放的位置是在同一平面的平行线上作二方连续纹样。我们这里撇开它的历史意义不说,单从它的生态价值观上去探讨。流传在黄平、凯里、施秉、镇远一带的苗族,着中裙装束,在裙边最下端绣制的图案就有一组象征团结、祈盼强大的手牵手人形图,然后在其上方平行排列象征河流的条纹图,在画面布置上同处于一个平面并作平行排列,显示出二者的平等地位。台江、雷山、凯里一带苗族妇女衣襟上的花边多以山峦、树木、河流、蝴蝶作二方连续纹样平行排列,其中山峦、树木、河流为自然之物,而蝴蝶则代表人类之始祖,是人的化身,这实际就是苗族人与自然平等的思想体现。图案饱满是苗族服饰图案的一大特点,整个画面很少有空缺。比如施洞苗族衣袖上表现女英雄“务冒席”的图,画面饱实,除了主题是手拿雨伞骑大马的女英雄“务冒席”外,其余的空隙处都要以各种动物、植物填充,而且这些动植物要么是有苗族的图腾崇拜意义的枫树、蝴蝶,要么是苗族创世传说中对人类有过帮助的燕子、锦鸡、鸭子、狗、蜜蜂、蕨菜等,要么是苗族崇尚其生殖能力的鱼、蛙等,所有这些画面填充之物皆为愉悦、欢快、可爱之情,完全没有狰狞、凶恶、痛苦之神。这样的创作处理基于两点:一是以满为美,以多为美思想的表达,二是自然与人平等、和谐思想的表达。
人是在与自然的不断抗争中生存与发展的。苗族始终认为人只是自然中的一分子,虽然能通过智慧征服和改造自然,获得生存的机会,但人与自然并没有对立,而是尽力使二者融为一体,保持和谐共生局面。苗族服饰图案中的铸日造月,姜央射日月传说,打杀蜈蚣,姜央智战雷公,划龙船等等图案,都是这种思想的反映。特别是姜央智战雷公图完全就是一幅人与自然斗争的画面。然而,姜央战胜雷公的结果不是使之彻底灭亡,也不是“胜者王败者寇”,而是社会管理的分工:雷公居于天,管着雷电雨,姜央居于地,拥有人类生活的土地。这样的社会管理分工使得社会生活更加有序,表现的就是人与自然最终是可以和谐相处的。实际上,就是在阐述了人能通过智慧改变生存环境的同时,也赞美了自然的美好,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二者完全可以融为世界的一体,生动地体现了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审美情致。苗族古歌在叙述这场较量中,特别突出表现了雷公的刚正与憨厚,并逐渐成为苗族社会公正的化身,有着极高的威望,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和爱戴。台江施洞地区的苗族服饰就有一种衣袖图案,全部以深蓝色丝线绣的雷公人形,这种的图案只能装饰在老年妇女的衣服上,特别是有一定威望的老年妇女。表达苗族年长者在苗族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好像雷公一样的威望、受人尊敬。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知,苗族服饰文化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民族发展与自然相融的角度反映了苗族文化与生态的和谐发展关系,从中彰显了苗族人与自然平等的生态观。
二、符号·生态———源于生态的写意高于生态的抽象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产生、发展都离不开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是在这个民族的生产和生活空间里进行的文化创造。特别是服饰艺术的创造更是来源于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并把来源于生态的信息用写意符号记录。“自然环境是重要的基础和前提,人文环境与之相适而生,并构成创造和滋养本地域民族艺术的生态环境。”[1]
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是苗族服饰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通过人的智慧把源于生态的文化写意用高于生态的抽象符号在服饰上进行传播与传承。苗族十分崇拜枫香树,把它奉为母亲树,不仅树心生出了人类始祖蝴蝶妈妈,而且枝、叶、根、梢等都能化生成自然物。人类学视野中,枫木———蝴蝶崇拜就是黔东南苗族的图腾崇拜,枫树强大的生命力和繁殖力也是被崇拜的原因。在苗族的古歌里,在苗族的传说故事中,在苗族许许多多的民俗活动里,都融入了来自他们心灵情感的枫木——蝴蝶崇拜观念。蝴蝶图案和造型在苗族服饰中占有重要位置,无论哪一支系,哪一款式的苗族服饰,几乎每一件苗衣都少不了这个母题。[2](P38)这种图腾崇拜的观念融会到苗族服饰的织锦、刺绣、银饰之中,图案取于自然生态环境中的蝴蝶和枫香树,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创作,把它抽象到一些具体的符号上,用那些特定的、写意的、抽象的符号进行情感描绘,或用直观的,或用抽象,或用变异的蝶纹、枫叶纹直抒这个母题。
苗族服饰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苗族的生产生活紧紧相连,与苗族的历史紧紧相连,与苗族的哲学思想和生态观念紧紧相连。苗族人通过摹拟自然生态的形象,通过创作人文生态的形象,用优化了的造型、纹样、图案符号来制成苗族服饰,来表达情感与思想。苗族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离不开水,都由水而产生。《苗族古歌·开天辟地》有这样几句:“究竟哪个最聪明,哪个才生来最早?水气它是最聪明,水气才生得最早。”[3]这是苗族对世界本源的认识,这样的世界观常常用水波纹、涡纹、水泡纹等具象符号来表达水塘上晃动着的水波、河流自然天成的水旋、水田中泛出的水泡,隐喻了深深的苗族文化意义。苗族服饰中有许多不可缺少的几何纹样,都是富于情感的符号,都是源于自然生态的写意,表达人文生态的情感,具有直指具体物象的文化象征意义。在黄平地区的苗族妇女服饰上,在以锡绣为特色刺绣技法的剑河苗族的妇女服饰上,都有一种被誉为“家园”的几何图案。图案有取自苗族居住房屋的榫枋结构,有来源于生产环境的水田和浮萍,甚至还有表现生产工具的牛桠等,表面上是描绘苗族生存的环境,实际上是表达抽象的情感和意念的符号化过程。
苗族服饰作为一种存在于其文化传统和生活模式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其历史来源和文化因子在传递、衍化过程中绽开的物质和精神花朵。同时,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传统,苗族服饰是通过本身的系统将象征符号与意义结合起来并使意义符号化的。[4](P11)苗族服饰中特定的符号有对直观生态的写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生态的抽象,张扬苗族包容的民族特性。
三、造型·生境———生活需要的选择适应环境的思维
黔东南苗族从遥远的东方迁徙而来,从古老的东方文明沿习下来,经历了长期战争与迁徙的痛楚,经历了不断改造自然、发展生产的各个历史时期,苗族服饰的造型、图纹也都经历了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黔东南苗族社会与生态系统调适的过程。
苗族服饰造型来源于苗族人对自然的模拟,对自身和对环境的认识、感受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审美体验。苗族民间神话爱情叙事歌《仰阿莎》赞美美丽的仰阿莎:“裙带长长如网绳,裙褶密密像菌纹,裙沿翘翘好比屋檐边上的瓦楞”“她的花衣呀,金鸡的彩毛比不上,她的褶裙呀,只有菌子才相像”。充满浪漫主义的苗族民间歌谣,对苗族美神仰阿莎的裙子的描述正好影射了苗族百褶裙的造型受到自然生长的“菌子”的启发,模拟菌褶制作实用而有情趣的苗族百褶裙。
苗族服饰是苗族人民适应生态环境的产物,兼具了实用、载史与审美的功能。服饰的遮羞保暧是人类文明的要求,服饰的生活实用性是苗族人民生活需要的选择。热爱生活的苗族“以百折不挠的民族性格,以永不言弃的民族精神,以乐观向上的文化心理”[2](P40)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积极寻找适宜生存的方式,进而创造出与生态环境相适宜的民族服饰。在黔东南这片云贵高原延伸的土地上,高山、峡谷、平地、沟壑相互交错是突出的地表特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苗族人民,在生活的实用思想的指导下,创造了与环境相适宜的服饰造型,成就了黔东南多姿多彩的苗族服饰。有适宜高山生活的紧衣短裙造型,有适宜平地生活的中裙宽衣造型,有适宜河谷生活的长裙大袖造型等等,无一不是模拟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无一不是考虑与他们生存空间相宜的结构。生活在高山上的苗族群众,为了在生产劳作中衣裙不被环境所烦,衣便收缩紧致,裙便收短利落,再以图腾崇拜的思维和现实环境中的所见,创造出了与自然生境相宜,与宗教意识相宜的服饰文化符号———像美丽的锦鸡一样的短裙系列服饰,成为崇拜锦鸡的氏族群落的一个特殊的文化标志。[2](P40)巴拉河流域河谷地带,山高谷宽,梯田多分布于缓坡上。传统上,离居住地较远的生产劳作多为男子,妇女除了主家内事务,做一些近距离的生产劳作外,多数时间用于织布绣花,清扫房屋院落。讲究卫生是这一带村寨的特点。寨内寨外干干净净,房前屋后规规整整,家里家外清清洁洁。这样的环境使得妇女们碎步涟涟的长裙服饰不受干扰,传承至今。三穗台烈一带地势相对平缓,水田纵横,劳动场所常常就在家门口。妇女的裙装在生产劳动中容易拖泥带水,为了与之生境相宜,也为了与之文化相宜,她们用“栏杆裤”代替“百褶裙”,创作出了长衣阔腿裤造型风格的服装,成为这一地区的文化性标志。
苗族服饰的造型与自然生境和文化生境紧密相连,表现为生活需要的选择方式与适应环境的思维方式。
四、图案·信仰———宗教调控的创意文化规约的整合
在精神信仰上,苗族相信万物有灵,他们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各种各样的神灵,这种朴素的自然宗教观贯穿于苗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渗透到了苗族的服饰文化之中。黔东南苗族服饰充分显现了苗族的信仰文化,纹饰图案诠释几乎都离不开民族宗教意义,完全就是信仰理念具象化的符号。
苗族服饰的图案多取自自然和生活题材,用符号化的现实物象表达深邃的文化思想和深沉的精神意念。人的再生产、生命的延续是苗族文化的核心,可以说苗族的一切文化习俗都无法偏离这一核心。服饰文化中的蝶纹、枫叶纹、鸟纹、鱼纹、蛙纹、蕨纹、葫芦纹、石榴纹等都是表现这个主题的的纹样,其造型来源于自然物,并经过苗族妇女对这些自然物的认识,对苗族美好愿望的理解进行创作,带有浓郁的生殖崇拜色彩。在丹寨苗族的蜡染长裙片上,常常会有带着浓浓“苗味”的藤蔓上长枫叶,再长蝴蝶花,还结石榴果的图案;在苗族百鸟衣的衣裙上,绣制着长短、肥瘦不一的鱼纹图案;在黄平地区苗族裙边上,用蛙纹与浮萍交错排列;在剑河苗族的衣裙上,用红白条间隔的红方块中心均为展翅的鸟纹等等。
“龙纹”是黔东南苗族服饰使用最为普遍的纹样之一,对“龙纹”的诠释完全不是神秘而至高无上的神,而是一种被人征服、受人驯化、为人所用的神灵,并且与人相亲相近,共同生活。在苗族的信仰观念里,主管山脉富贵的为山龙,主管风调雨顺的为水龙,根据人们的需要对龙进行祭祀。比如修房建屋、保寨平安就要祭祀山龙,祈雨求丰收就要祭祀水龙。在巴拉河流域地区盛行的苗族招龙活动就是招引山龙保家护寨,求富贵平安的。在施洞地区的划龙舟祭龙就是祈求风调雨顺的。基于这种宗教理念之下创作出来的苗族服饰上的龙没有狰狞的面孔,没有固定形象,它就像一个虚无飘渺的魂灵,可以依附于与苗族生活相安相随的任何物体,形成这种物体的“龙”,比如鸟龙、牛龙、蚕龙、叶龙、鱼龙、虾龙、蛇龙等等,为苗族“万物有灵”观念的反映和“祈福纳祥”思想的表达。
苗族服饰由不同意义的图案粘接组合,构成丰富的服饰文化内涵,是在与生态息息相关的自然宗教调控下不断创意的结果,也是在苗族文化的规约中不断整合的结果。苗族服饰图案演绎了苗族原始宗教文化,反映了苗族人的原始宗教思维,也彰显了苗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2](P40)
结语
诗人杜甫用“五溪衣裳共云天”的诗句道出了苗族服饰的多姿多彩。能与天上彩云媲美的黔东南苗族服饰不仅浓缩了苗族历史与文化,还展示了苗族生态价值与生态审美的魅力,是在苗族与自然的反反复复斗争、融和中创造,并随着苗族的发展而发展。无论服饰的款式造型、纹饰图案、材料色彩等都与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完全是适应生态的写意。然而,瑰丽的苗族服饰早已超越了生活的实用功能,在彰显苗族的生态观,张扬苗族包容的民族特性,表现苗族的思维方式中,完成文化的整合,成为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成就了苗族服饰是高于生活的范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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