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苗族文化中的汉文化情结——以服饰文化为例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南部,是苗族同胞的主要聚居地之一。湘西苗族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众多的支系,主要分布在凤凰、吉首、花垣、泸溪、古丈等县市。他们受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影响,过着传统的生活。当地有句俗语:“苗族住山头,汉族住街头”。大致可以说明当地苗族与汉族的居住分布状态,反映出湘西苗族人民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由于历代与汉族往来频繁,这直接影响了他们传统的服饰观与审美观。而服饰是人类生活中重要的物质资料,是民族文化中重要的载体之一,各民族常常把自己传统的服饰看作是本民族的标志,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族徽”[1]。因此,湘西苗族的传统服饰,被称为穿在身上的一部活的历史文化字典。
目前有关湘西苗族传统服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①对于湘西苗族传统服饰的服装与配饰的研究;②对于湘西苗族传统服饰与当地苗族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文中在前者研究的基础之上,以跨民族、跨文化的角度,采取综合研究的手法,提出在湘西,苗族与汉族千百年来长期共同生活,汉文化持续不断地向苗族传播,苗族文化中融汇着很多汉文化元素,而湘西苗族传统服饰文化中更是蕴含着诸多的汉文化元素。这正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共同生活、互动交融的具体体现。
1汉苗文化互动
各民族与汉族接触,依据史书考察,要以苗族为最早,其隶属于汉族统治之下,也以苗族为最早。苗族先民曾生活在黄河流域,先秦时期迁徙至长江中游地区,后又经过几次历史上的大迁徙,现在主要分布在湘、黔、滇、川等地区,形成了与其他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
湘西位于中国腹心地带,是中原和西南的通道,自古以来就与中原、华夏相邻,这里历来就是各种文化的交汇点。自秦统一后,在武陵地区建立郡县,通过政治军事等手段,汉文化不断传入湘西地区,即使在元明清土司统治时期,汉文化向湘西地区的传播也从未停止过[2]。
1.1汉文化向苗族的传播
①从地理区位上讲,湘西苗族文化区与中原汉文化区紧密相连,根据文化学理论,相邻的文化区最容易发生文化流动。②汉文化和苗族文化是一种高势能文化与低势能文化的关系。文化虽没有优劣之分,但有高势能和低势能之分。作为一种高势能的汉文化总是流向低势能的苗族文化。在这种大环境中,汉文化是绝对的强势文化,这就使得苗族文化,从语言文字到民俗,都受到汉文化“润物细无声”的涵化。③汉文化与苗族文化是主体族群文化与少数族群文化的关系。汉文化的众多文化符号都是作为官方文化符号使用的,如汉语是官方语言,是中华各民族的通用语言,汉族的各种节日也被确定为官方节日。汉族的价值观,如儒家思想也被确立为中华民族的主流价值观[2,3]。上述3种关系,彼此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构成了汉文化向苗族传播的多重渠道。汉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服饰文化也都不同程度地渗透到苗族文化中。
1.2苗族对汉文化的借用
苗族受强势的汉文化浸染,广泛接受汉文化。①汉族地区的生产技术在国家的推广下,在苗族中普及;②汉语、汉字被苗族全面接受;③汉族的服饰、饮食习俗被苗族借用,如今苗族日常服饰都以汉式为主;④汉族的宗教信仰继续向苗族渗透,如苗族传统的巫师苗老司地位逐渐衰落,活动日益减少,且一些苗老司开始转行,学习道教,既是老司,也是道士[2,3]。
由此看来,在汉苗两族数千年的文化互动中,汉文化不断传播渗透到苗族文化中,湘西苗族文化受到汉文化极大的涵化,具有明显的汉文化情结。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族与苗族交往过程中,成为文化交流的载体。湘西苗族传统服饰文化中蕴含着诸多汉文化元素。
2湘西苗族服饰文化中的汉文化元素
2.1服饰中的图腾元素
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的一种宗教信仰。图腾(Totem)系印第安的汉语音译,意译为“他的亲族”、“他的朋友”。图腾崇拜,就是把某种动物或植物当作本氏族的祖先或神灵崇拜。图腾是神化了的祖先,是氏族的保护者[4]。图腾信仰遍及世界各地,近代某些部落和民族仍然流行。
湘西苗族以牛、鸟、龙作为本民族的图腾。
2.1.1牛图腾
牛,是我国古代先民最早驯化用于农耕的动物,汉族的祖先华夏族过着农耕生活,早期苗族先民过着游牧生活,后在华夏族影响下开始农耕生活,所以,古代的汉苗两族都将牛奉为图腾。《韩诗外传》说到:“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鸡豚之逮亲也。”由此看来,古人有椎牛椎猪的风俗。直到近现代,由于西方文明的冲击和现代文明的影响,汉族的农耕生活方式逐步发生改变,椎牛椎猪的古老风俗逐渐消失。而湘西苗族先民依然保持着农耕生活方式,几千年来都没有改变。因此,湘西苗族每年都要举行祭祀牛神的仪式,以椎牛椎猪为最大的祭典,不但家族邻里共同参祭,还有至亲至友,也请来一起参与祭典,并且男女合唱歌曲,鼓舞庆祝。《易经》说到:“鼓之舞以尽神”,湘西苗族仍然保留了这些风俗(见图1、图2)。传说蚩尤是苗族的祖先,南朝梁任舫《述异记》中引秦汉间说法:“蚩尤耳鬓如剑戟,头有角”。苗族人民通过戴牛角头饰缅怀他们的祖先。湘西苗族服饰中既有木质牛角形头饰,也有银质牛角形头饰。木质的长达50cm,两端角尖延伸,中间有梳刺,便于缠绕假发、白布并加以固定,形似黄牛角(见图3)。银质的高、宽可达1m,质量约为4kg,用厚薄不一的白色银片打制而成。两角高高耸立,形如水牛角,上有“二龙戏珠”等花纹图案,银角间还插以压花银扇(见图4)。无论木质还是银质,都是历史悠久的苗族传统头饰,它的形成与汉苗的历史渊源和原始牛图腾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
图1椎牛
图2鼓舞
图3木质牛角形头饰
图4银质牛角形头饰
2.1.2鸟图腾
中国远古夏民族崇拜龙图腾,黄龙就是禹。商民族崇尚鸟(燕子)图腾,后来燕鸟逐渐融合在凤鸟之中。闻一多《伏羲考》中考释“黄帝大战蚩尤,便是龙图腾崇拜的原始夏人和鸟图腾崇拜的原始殷人之间的战争,并以此加强自己部落自然界的地位。”以鸟为图腾的商民族领袖“神农炎帝”正是苗族的另一祖先,而鸟也自然成为苗族的图腾。在湘西苗族服饰中,凤与鸟是经常出现的动物,苗族的挑花、刺绣、织锦、蜡染、剪纸、首饰等,都无一例外地充满了凤鸟的图纹[5](见图5~图7)。这与汉族以凤为图腾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正是原始的华夏文化在苗族服饰文化中的体现。
图5 湘西苗族鸟图腾
图6凤纹衣纹样
图7百鸟衣
2.1.3龙图腾
中华民族被称为“龙的传人”。龙的特点是:牛首、象鼻、鹿角、马鬣、牛耳、蛇身、鳄棘、鹰爪、鱼尾[5]。龙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和聪明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非凡的创造力和审美理想。崇拜龙图腾的黄帝部落在打败苗族祖先蚩尤部落以后,龙便成为黄河上游即古代中原地区各部落共同崇拜的图腾。苗族先民对龙图腾从最初的敌视,到适应、接受,再到最后把龙奉为本民族的图腾,整个转变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岁月,而这也正体现了汉文化对苗族的影响。在湘西苗族地区,龙已经作为一种原始图腾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服饰文化中,龙图腾得到了充分的运用(见图8~图13)。
2.2服饰中的宗教元素
湘西苗族信仰以傩神为主的傩巫鬼教,相信万物有灵[5]。苗族巫师在从事祭祀活动时,除借助于服饰外,还有一种不可或缺的法器,既是傩面具。
图8苗寨舞狮(上有龙的图案)
图9苗寨舞龙
傩,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指古时腊月驱逐疫鬼的仪式。在先秦时的古代文献中即有关于傩文化的记载。《论语·乡党》曰:“乡人傩”。《吕氏春秋·季冬》亦曰:“命有司大傩。”傩文化活动在秦汉之际随军旅传入西南。在一些苗族村寨的节庆祭典活动中,都离不开傩面具。这一点,也有古籍作证,汉代刘定的《舆地志》记载荆南风俗时说:“荆南人众,祈福避灾,习俗各异,身着彩衣,面戴面具,披发仗剑者皆有。”从这些遗留下来的傩面具中,人们又仿佛看见了“师公”们祭祀驱邪的身影(见图14、图15)。
图10古代绣有龙图纹的男装
图11苗族牛角龙头的龙舟
图12龙纹
图13龙纹2
图14傩公
图15傩母
2.3服饰中的色彩元素
湘西苗族服饰以黑色和深青色为主色调(见图16、图17)。之所以选择黑色,这与苗族原始色彩崇拜以及汉族道教文化思想影响有关。
图16近代湘西苗族女装
图17近代湘西苗族男装
《晋书·四夷》中的“南蛮”一节,提到苗族祖先喜着黑色衣服:“人皆倮露徒跣,以黑色为美。”男子服装大都以黑布衬底,用彩线和花布缀上各种花边和图案。女子服装则以黑、青、蓝等深色布料为底色,在上边锈上花边和图案,再缀上银饰品[5,6]。
据考证,远古的华夏民族崇尚过黑色,和华夏民族素有渊源的苗族祖先自然也对黑色顶礼膜拜,在他们的农耕生活中,原始辛苦的奴隶式劳作,使得夜晚的降临才能戴月荷锄归,黑色就意味着休息与安逸;在游牧转为农耕的环境下,土地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在先民们看来,土地呈现黝黑的颜色才是潮湿肥沃的土地;在刀耕火种的方式下,烧荒造成的黑灰堆积层越厚越黑面积越大,则必然是收获越多,黑色也就意味着粮食的丰收和生存的保障;也许传承了原始人对于夜晚恐怖神秘的种种感受,苗族先民认同并皈依黑色,使之成为崇尚的色彩。
诞生于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也对苗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直到现代,苗族民间的死亡丧葬都由道士主持。道教的创始人老子,一向推崇黑色,他在《道德经》中从多角度、多方位礼赞深邃的玄黑色:“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在老子心目中,道是以黑色为象征色的。于是黑色在《道德经》中有了崇高的地位,黑色从而在中国服饰文化中有了特殊地位,后世道家遂以黑色为常服色。
2.4服饰中的身躯衣饰
随着汉文化的传播,湘西苗族服饰明显吸收了汉族的特点,妇女由穿裙改为穿裤,上衣圆领,衣襟、袖口、下摆及裤脚均镶绣宽幅、多层花边[6]。湘西一部分苗族女装是满襟套头式,这保留了我国夏商时代的服装结构;还有一部分苗族女装是右衽开襟式,很明显这种服装结构受到了从周代一直延续至清代的深衣制度的影响;一些女装在上衣外边加套一件有刺绣图案和缀满银片的胸衣,这是苗族女装对明清时期汉族女装的借鉴,形成了自己颇有民族特点的服装(见图18~图20)。
图18近代湘西苗族女装
图19现代湘西苗族女装
图20现代湘西苗族女装2
凤凰人佩戴在肩际上的云肩,也借鉴汉族地区妇女的装饰表现手法。五代以前,云肩主要用于舞女、乐伎表演,之后普及民间,男女均可佩戴,元代,贵族男女通行,并定为官府制度。《元史·舆服志》载:“云肩,制如四垂云,青缘,黄罗五色,嵌金为之[7]。”延至明清,仅限于妇女的礼服装饰用。清末,低髻流行,云肩使用更为普及。苗族云肩经过了几个朝代的发展与演变,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装饰艺术特色。
传统苗族妇女的裙子,无论长短,皆以多褶为美,其制法是先用土法上浆,折压成型,然后用线联住[6]。这种裙服的多褶,也是受了汉族的影响。据说最早在裙上设计褶裥的是汉成帝宫中的嫔妃,东汉后,裙上施褶已成通例,并以细褶为美。隋唐以后,裙幅增加,褶裥也愈多,百褶裙的样式也就应运而出。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清初女裙与苗族的相似之处,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记,明末清初妇女的裙式,曾一度“以缎裁剪作条,每条绣花两畔,镶以金线,碎逗成裙,谓之凤尾;近则以整缎细缝,谓之百褶。”到清代同治年间,又流行一种裙服,表面上打满了细褶,粗看与普通的百褶裙无异,但如果将其褶裥掰开,就会发现在每一裙裥中间,都有丝线交叉串联,形似鲤鱼鳞甲,故被称为鱼鳞百褶裙。当时这种鱼鳞百褶裙深受妇女喜爱,一年四季都穿。这种裙子很可能流传到苗族地区,传诸后世,因而出现了苗家精美刺绣织花的多褶裙和凤尾裙(见图21~图23)。
图21湘西苗族节庆服装1
图22湘西苗族节庆服装2
图23湘西苗族节庆服装3
2.5服饰中的头饰
中国古代汉族男女都有包头的习俗。汉代男子有帻头,帻头也叫绡头,绡头是古代男子束发的头巾。《释名》曰:“绡头,绡,钞也,钞发使上从也,或曰陌头,言其从后横陌而前也。”这就是说,以一幅布从后向前额交而再绕髻。这与苗族包头的裹缠方式是一样的。时至南宋,男子以巾包头之风大盛。不只士人以包头为雅,连朝廷的高级将官也以包裹巾帛为时髦,包头不仅用布,还用绸帛。到了明朝,男子仍有包头的习惯。清代叶梦珠在《阅世编》一书中说:“今世所称包头,意即古之缠头也。古或以锦为之,前朝(明朝)冬用乌绫,夏用乌纱,每幅约阔二寸,长倍之[7]。”由此可见。苗族的包头是从汉族的包头传承演化过来的(见图24~图26)。自古至今,汉苗两族早已互通有无。
图24近代湘西苗族女子包头
图25古代湘西苗族男子包头
图26现代湘西苗族男子包头
苗族姑娘的银冠有排马、银花草、银风雀、银葵、银蝶、银响铃等,满头银饰繁花似锦、富丽至及,银冠高高戴在头上,十分漂亮。其形制和汉族的凤冠无二[7,8]。汉族的凤冠起源于汉朝,想必是在汉苗两族数千年的接触往来中,凤冠在苗区得以传承和发展,成为苗族颇具有民族代表性的头饰(见图27、图28)。
图27湘西苗族女子银冠1
图28湘西苗族女子银冠2
2.6服饰中的配饰与银饰
湘西苗族配饰戴在胸前的牙签吊,是汉代配饰的遗存。苗族牙签吊工艺精巧,玲珑剔透,其下端坠吊的“五兵佩”,起源于汉代,流行于魏晋、南北朝。五兵佩是汉代妇女仿兵器之形制成的配饰,以金银为之,所做兵器有5种,以合古制“五兵”之数,五兵指矛、戟、钺、盾、弓矢之类。民间妇女将兵器制成饰物,意避邪压胜。《宋书·五行志》载:“晋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兵佩。又以金、银、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以当荓口”。苗族妇女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加入牙签、挖耳勺、大铲、镊子等坠饰,佩戴至今。
银饰构成了苗族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银饰种类繁多,造型奇特,工艺精致(见图29~图33)。苗族姑娘胸前大都佩戴着硕大的银锁,银锁是苗族银装中的主要饰物,制作得十分精美,银匠在压制出的浮雕式纹样上錾出细部,纹样有龙、双狮、鱼、蝴蝶、绣球、花草等。银锁下沿垂有银链、银片、银铃等。有的称其为“长命锁”、“银压领”等[8]。金锁、银锁在汉族服饰当中也被普遍使用,其制作方法以及纹样和苗族的银锁也是同出一辙。这也佐证了汉苗两族在银饰艺术上的渊源。
图29近代湘西苗族银饰1
图30近代湘西苗族银饰2
图31现代湘西苗族银饰1
图32现代湘西苗族银饰2
图33现代湘西苗族银饰3
2.7织锦与刺绣
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曾经将汉族的丝绸织品传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据《丝绣笔记》记载:诸葛亮曾率领将士到过黔东、湘西交界处,士兵向诸葛亮报告当地正在流行痘疫,男女老少相继发病。诸葛亮为当地苗族人民发送大量丝绸,给病人做衣服被褥,防止痘疱破裂后再感染,帮助病人恢复了健康。又据《华阳国志》载:诸葛亮曾亲自为当地人民传授织锦技术,苗族地区的五彩绒锦后来就被称为“武侯锦”,“诸葛锦”,诸葛亮为汉族与苗族服饰文化的传通作出了贡献[9](见图34)。
苗族的刺绣技法丰富多样,不同地域的苗族刺绣有不同的技法。综观湘西苗族的刺绣技法,大致有平绣、挑花、堆绣、贴布、锁绣、破线绣、钉线绣7种,在汉族传统刺绣中,这7种绣法也普遍使用[10]。因此,苗族与汉族在刺绣技法上是互通有无的。湘西苗族妇女刺绣多用在服饰的头巾、衣领、衣襟、肩摆、袖腰、袖口、裤脚,裙边、围裙、背裙、帐檐、鞋子等,这与汉族妇女传统服饰绣花的位置一致,其绣品平滑光亮、色彩和谐、技艺精巧,与苏绣、湘绣同样驰名中外,是我国的著名地方绣之一(见图35~图37)。
图34织锦
图35刺绣作品(几何纹)
图36刺绣作品(蝴蝶纹)
图37刺绣作品(鱼纹)
3结语
湘西苗族在其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服饰经历了一个为服从民族审美定势需要,而演绎、组合、变异的过程。其一,服饰作为生活必需品,在族际间的文化互动中,吸收、借鉴了汉文化元素的优秀品质。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加深认识和理解的过程。其二,服饰的民族化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人类的需要是艺术创作的第一源泉,群体的审美观念是艺术创造的规范。苗族服饰的创新正是在汉文化传播和影响下审美观念趋于同一而发生、发展的。由于群体审美观念的规范,在艺术创新的过程中,湘西苗族传统服饰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
湘西苗族传统服饰是苗族精神风貌的展现,体现了本民族的认同意识和民族精神。湘西苗族传统服饰的发展与转型,涉及到了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碰撞、冲突、继承、创新等有关文化发展方向的问题。汉苗两族间的文化交流与影响,是民族文化互动过程中必然要产生的一种文化渗透现象,它使得湘西苗族传统服饰出现丰富多彩的多元化局面。湘西苗族传统服饰的发展与变革,充分映射出了湘西苗族的历史文化内涵,它是汉苗两族文化互相吸收与借鉴、结合与扬弃的过程,也是汉苗两族文化交融与集体智慧的结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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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钟涛.苗锦苗绣[M].贵州: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97-99.
[10]王小营.苗族刺绣图案及其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昆明:昆明理工大学,2011:7-8.
目前有关湘西苗族传统服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①对于湘西苗族传统服饰的服装与配饰的研究;②对于湘西苗族传统服饰与当地苗族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文中在前者研究的基础之上,以跨民族、跨文化的角度,采取综合研究的手法,提出在湘西,苗族与汉族千百年来长期共同生活,汉文化持续不断地向苗族传播,苗族文化中融汇着很多汉文化元素,而湘西苗族传统服饰文化中更是蕴含着诸多的汉文化元素。这正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共同生活、互动交融的具体体现。
1汉苗文化互动
各民族与汉族接触,依据史书考察,要以苗族为最早,其隶属于汉族统治之下,也以苗族为最早。苗族先民曾生活在黄河流域,先秦时期迁徙至长江中游地区,后又经过几次历史上的大迁徙,现在主要分布在湘、黔、滇、川等地区,形成了与其他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
湘西位于中国腹心地带,是中原和西南的通道,自古以来就与中原、华夏相邻,这里历来就是各种文化的交汇点。自秦统一后,在武陵地区建立郡县,通过政治军事等手段,汉文化不断传入湘西地区,即使在元明清土司统治时期,汉文化向湘西地区的传播也从未停止过[2]。
1.1汉文化向苗族的传播
①从地理区位上讲,湘西苗族文化区与中原汉文化区紧密相连,根据文化学理论,相邻的文化区最容易发生文化流动。②汉文化和苗族文化是一种高势能文化与低势能文化的关系。文化虽没有优劣之分,但有高势能和低势能之分。作为一种高势能的汉文化总是流向低势能的苗族文化。在这种大环境中,汉文化是绝对的强势文化,这就使得苗族文化,从语言文字到民俗,都受到汉文化“润物细无声”的涵化。③汉文化与苗族文化是主体族群文化与少数族群文化的关系。汉文化的众多文化符号都是作为官方文化符号使用的,如汉语是官方语言,是中华各民族的通用语言,汉族的各种节日也被确定为官方节日。汉族的价值观,如儒家思想也被确立为中华民族的主流价值观[2,3]。上述3种关系,彼此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构成了汉文化向苗族传播的多重渠道。汉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服饰文化也都不同程度地渗透到苗族文化中。
1.2苗族对汉文化的借用
苗族受强势的汉文化浸染,广泛接受汉文化。①汉族地区的生产技术在国家的推广下,在苗族中普及;②汉语、汉字被苗族全面接受;③汉族的服饰、饮食习俗被苗族借用,如今苗族日常服饰都以汉式为主;④汉族的宗教信仰继续向苗族渗透,如苗族传统的巫师苗老司地位逐渐衰落,活动日益减少,且一些苗老司开始转行,学习道教,既是老司,也是道士[2,3]。
由此看来,在汉苗两族数千年的文化互动中,汉文化不断传播渗透到苗族文化中,湘西苗族文化受到汉文化极大的涵化,具有明显的汉文化情结。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族与苗族交往过程中,成为文化交流的载体。湘西苗族传统服饰文化中蕴含着诸多汉文化元素。
2湘西苗族服饰文化中的汉文化元素
2.1服饰中的图腾元素
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的一种宗教信仰。图腾(Totem)系印第安的汉语音译,意译为“他的亲族”、“他的朋友”。图腾崇拜,就是把某种动物或植物当作本氏族的祖先或神灵崇拜。图腾是神化了的祖先,是氏族的保护者[4]。图腾信仰遍及世界各地,近代某些部落和民族仍然流行。
湘西苗族以牛、鸟、龙作为本民族的图腾。
2.1.1牛图腾
牛,是我国古代先民最早驯化用于农耕的动物,汉族的祖先华夏族过着农耕生活,早期苗族先民过着游牧生活,后在华夏族影响下开始农耕生活,所以,古代的汉苗两族都将牛奉为图腾。《韩诗外传》说到:“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鸡豚之逮亲也。”由此看来,古人有椎牛椎猪的风俗。直到近现代,由于西方文明的冲击和现代文明的影响,汉族的农耕生活方式逐步发生改变,椎牛椎猪的古老风俗逐渐消失。而湘西苗族先民依然保持着农耕生活方式,几千年来都没有改变。因此,湘西苗族每年都要举行祭祀牛神的仪式,以椎牛椎猪为最大的祭典,不但家族邻里共同参祭,还有至亲至友,也请来一起参与祭典,并且男女合唱歌曲,鼓舞庆祝。《易经》说到:“鼓之舞以尽神”,湘西苗族仍然保留了这些风俗(见图1、图2)。传说蚩尤是苗族的祖先,南朝梁任舫《述异记》中引秦汉间说法:“蚩尤耳鬓如剑戟,头有角”。苗族人民通过戴牛角头饰缅怀他们的祖先。湘西苗族服饰中既有木质牛角形头饰,也有银质牛角形头饰。木质的长达50cm,两端角尖延伸,中间有梳刺,便于缠绕假发、白布并加以固定,形似黄牛角(见图3)。银质的高、宽可达1m,质量约为4kg,用厚薄不一的白色银片打制而成。两角高高耸立,形如水牛角,上有“二龙戏珠”等花纹图案,银角间还插以压花银扇(见图4)。无论木质还是银质,都是历史悠久的苗族传统头饰,它的形成与汉苗的历史渊源和原始牛图腾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
图1椎牛
图2鼓舞
图3木质牛角形头饰
图4银质牛角形头饰
2.1.2鸟图腾
中国远古夏民族崇拜龙图腾,黄龙就是禹。商民族崇尚鸟(燕子)图腾,后来燕鸟逐渐融合在凤鸟之中。闻一多《伏羲考》中考释“黄帝大战蚩尤,便是龙图腾崇拜的原始夏人和鸟图腾崇拜的原始殷人之间的战争,并以此加强自己部落自然界的地位。”以鸟为图腾的商民族领袖“神农炎帝”正是苗族的另一祖先,而鸟也自然成为苗族的图腾。在湘西苗族服饰中,凤与鸟是经常出现的动物,苗族的挑花、刺绣、织锦、蜡染、剪纸、首饰等,都无一例外地充满了凤鸟的图纹[5](见图5~图7)。这与汉族以凤为图腾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正是原始的华夏文化在苗族服饰文化中的体现。
图5 湘西苗族鸟图腾
图6凤纹衣纹样
图7百鸟衣
2.1.3龙图腾
中华民族被称为“龙的传人”。龙的特点是:牛首、象鼻、鹿角、马鬣、牛耳、蛇身、鳄棘、鹰爪、鱼尾[5]。龙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和聪明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非凡的创造力和审美理想。崇拜龙图腾的黄帝部落在打败苗族祖先蚩尤部落以后,龙便成为黄河上游即古代中原地区各部落共同崇拜的图腾。苗族先民对龙图腾从最初的敌视,到适应、接受,再到最后把龙奉为本民族的图腾,整个转变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岁月,而这也正体现了汉文化对苗族的影响。在湘西苗族地区,龙已经作为一种原始图腾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服饰文化中,龙图腾得到了充分的运用(见图8~图13)。
2.2服饰中的宗教元素
湘西苗族信仰以傩神为主的傩巫鬼教,相信万物有灵[5]。苗族巫师在从事祭祀活动时,除借助于服饰外,还有一种不可或缺的法器,既是傩面具。
图8苗寨舞狮(上有龙的图案)
图9苗寨舞龙
傩,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指古时腊月驱逐疫鬼的仪式。在先秦时的古代文献中即有关于傩文化的记载。《论语·乡党》曰:“乡人傩”。《吕氏春秋·季冬》亦曰:“命有司大傩。”傩文化活动在秦汉之际随军旅传入西南。在一些苗族村寨的节庆祭典活动中,都离不开傩面具。这一点,也有古籍作证,汉代刘定的《舆地志》记载荆南风俗时说:“荆南人众,祈福避灾,习俗各异,身着彩衣,面戴面具,披发仗剑者皆有。”从这些遗留下来的傩面具中,人们又仿佛看见了“师公”们祭祀驱邪的身影(见图14、图15)。
图10古代绣有龙图纹的男装
图11苗族牛角龙头的龙舟
图12龙纹
图13龙纹2
图14傩公
图15傩母
2.3服饰中的色彩元素
湘西苗族服饰以黑色和深青色为主色调(见图16、图17)。之所以选择黑色,这与苗族原始色彩崇拜以及汉族道教文化思想影响有关。
图16近代湘西苗族女装
图17近代湘西苗族男装
《晋书·四夷》中的“南蛮”一节,提到苗族祖先喜着黑色衣服:“人皆倮露徒跣,以黑色为美。”男子服装大都以黑布衬底,用彩线和花布缀上各种花边和图案。女子服装则以黑、青、蓝等深色布料为底色,在上边锈上花边和图案,再缀上银饰品[5,6]。
据考证,远古的华夏民族崇尚过黑色,和华夏民族素有渊源的苗族祖先自然也对黑色顶礼膜拜,在他们的农耕生活中,原始辛苦的奴隶式劳作,使得夜晚的降临才能戴月荷锄归,黑色就意味着休息与安逸;在游牧转为农耕的环境下,土地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在先民们看来,土地呈现黝黑的颜色才是潮湿肥沃的土地;在刀耕火种的方式下,烧荒造成的黑灰堆积层越厚越黑面积越大,则必然是收获越多,黑色也就意味着粮食的丰收和生存的保障;也许传承了原始人对于夜晚恐怖神秘的种种感受,苗族先民认同并皈依黑色,使之成为崇尚的色彩。
诞生于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也对苗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直到现代,苗族民间的死亡丧葬都由道士主持。道教的创始人老子,一向推崇黑色,他在《道德经》中从多角度、多方位礼赞深邃的玄黑色:“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在老子心目中,道是以黑色为象征色的。于是黑色在《道德经》中有了崇高的地位,黑色从而在中国服饰文化中有了特殊地位,后世道家遂以黑色为常服色。
2.4服饰中的身躯衣饰
随着汉文化的传播,湘西苗族服饰明显吸收了汉族的特点,妇女由穿裙改为穿裤,上衣圆领,衣襟、袖口、下摆及裤脚均镶绣宽幅、多层花边[6]。湘西一部分苗族女装是满襟套头式,这保留了我国夏商时代的服装结构;还有一部分苗族女装是右衽开襟式,很明显这种服装结构受到了从周代一直延续至清代的深衣制度的影响;一些女装在上衣外边加套一件有刺绣图案和缀满银片的胸衣,这是苗族女装对明清时期汉族女装的借鉴,形成了自己颇有民族特点的服装(见图18~图20)。
图18近代湘西苗族女装
图19现代湘西苗族女装
图20现代湘西苗族女装2
凤凰人佩戴在肩际上的云肩,也借鉴汉族地区妇女的装饰表现手法。五代以前,云肩主要用于舞女、乐伎表演,之后普及民间,男女均可佩戴,元代,贵族男女通行,并定为官府制度。《元史·舆服志》载:“云肩,制如四垂云,青缘,黄罗五色,嵌金为之[7]。”延至明清,仅限于妇女的礼服装饰用。清末,低髻流行,云肩使用更为普及。苗族云肩经过了几个朝代的发展与演变,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装饰艺术特色。
传统苗族妇女的裙子,无论长短,皆以多褶为美,其制法是先用土法上浆,折压成型,然后用线联住[6]。这种裙服的多褶,也是受了汉族的影响。据说最早在裙上设计褶裥的是汉成帝宫中的嫔妃,东汉后,裙上施褶已成通例,并以细褶为美。隋唐以后,裙幅增加,褶裥也愈多,百褶裙的样式也就应运而出。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清初女裙与苗族的相似之处,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记,明末清初妇女的裙式,曾一度“以缎裁剪作条,每条绣花两畔,镶以金线,碎逗成裙,谓之凤尾;近则以整缎细缝,谓之百褶。”到清代同治年间,又流行一种裙服,表面上打满了细褶,粗看与普通的百褶裙无异,但如果将其褶裥掰开,就会发现在每一裙裥中间,都有丝线交叉串联,形似鲤鱼鳞甲,故被称为鱼鳞百褶裙。当时这种鱼鳞百褶裙深受妇女喜爱,一年四季都穿。这种裙子很可能流传到苗族地区,传诸后世,因而出现了苗家精美刺绣织花的多褶裙和凤尾裙(见图21~图23)。
图21湘西苗族节庆服装1
图22湘西苗族节庆服装2
图23湘西苗族节庆服装3
2.5服饰中的头饰
中国古代汉族男女都有包头的习俗。汉代男子有帻头,帻头也叫绡头,绡头是古代男子束发的头巾。《释名》曰:“绡头,绡,钞也,钞发使上从也,或曰陌头,言其从后横陌而前也。”这就是说,以一幅布从后向前额交而再绕髻。这与苗族包头的裹缠方式是一样的。时至南宋,男子以巾包头之风大盛。不只士人以包头为雅,连朝廷的高级将官也以包裹巾帛为时髦,包头不仅用布,还用绸帛。到了明朝,男子仍有包头的习惯。清代叶梦珠在《阅世编》一书中说:“今世所称包头,意即古之缠头也。古或以锦为之,前朝(明朝)冬用乌绫,夏用乌纱,每幅约阔二寸,长倍之[7]。”由此可见。苗族的包头是从汉族的包头传承演化过来的(见图24~图26)。自古至今,汉苗两族早已互通有无。
图24近代湘西苗族女子包头
图25古代湘西苗族男子包头
图26现代湘西苗族男子包头
苗族姑娘的银冠有排马、银花草、银风雀、银葵、银蝶、银响铃等,满头银饰繁花似锦、富丽至及,银冠高高戴在头上,十分漂亮。其形制和汉族的凤冠无二[7,8]。汉族的凤冠起源于汉朝,想必是在汉苗两族数千年的接触往来中,凤冠在苗区得以传承和发展,成为苗族颇具有民族代表性的头饰(见图27、图28)。
图27湘西苗族女子银冠1
图28湘西苗族女子银冠2
2.6服饰中的配饰与银饰
湘西苗族配饰戴在胸前的牙签吊,是汉代配饰的遗存。苗族牙签吊工艺精巧,玲珑剔透,其下端坠吊的“五兵佩”,起源于汉代,流行于魏晋、南北朝。五兵佩是汉代妇女仿兵器之形制成的配饰,以金银为之,所做兵器有5种,以合古制“五兵”之数,五兵指矛、戟、钺、盾、弓矢之类。民间妇女将兵器制成饰物,意避邪压胜。《宋书·五行志》载:“晋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兵佩。又以金、银、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以当荓口”。苗族妇女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加入牙签、挖耳勺、大铲、镊子等坠饰,佩戴至今。
银饰构成了苗族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银饰种类繁多,造型奇特,工艺精致(见图29~图33)。苗族姑娘胸前大都佩戴着硕大的银锁,银锁是苗族银装中的主要饰物,制作得十分精美,银匠在压制出的浮雕式纹样上錾出细部,纹样有龙、双狮、鱼、蝴蝶、绣球、花草等。银锁下沿垂有银链、银片、银铃等。有的称其为“长命锁”、“银压领”等[8]。金锁、银锁在汉族服饰当中也被普遍使用,其制作方法以及纹样和苗族的银锁也是同出一辙。这也佐证了汉苗两族在银饰艺术上的渊源。
图29近代湘西苗族银饰1
图30近代湘西苗族银饰2
图31现代湘西苗族银饰1
图32现代湘西苗族银饰2
图33现代湘西苗族银饰3
2.7织锦与刺绣
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曾经将汉族的丝绸织品传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据《丝绣笔记》记载:诸葛亮曾率领将士到过黔东、湘西交界处,士兵向诸葛亮报告当地正在流行痘疫,男女老少相继发病。诸葛亮为当地苗族人民发送大量丝绸,给病人做衣服被褥,防止痘疱破裂后再感染,帮助病人恢复了健康。又据《华阳国志》载:诸葛亮曾亲自为当地人民传授织锦技术,苗族地区的五彩绒锦后来就被称为“武侯锦”,“诸葛锦”,诸葛亮为汉族与苗族服饰文化的传通作出了贡献[9](见图34)。
苗族的刺绣技法丰富多样,不同地域的苗族刺绣有不同的技法。综观湘西苗族的刺绣技法,大致有平绣、挑花、堆绣、贴布、锁绣、破线绣、钉线绣7种,在汉族传统刺绣中,这7种绣法也普遍使用[10]。因此,苗族与汉族在刺绣技法上是互通有无的。湘西苗族妇女刺绣多用在服饰的头巾、衣领、衣襟、肩摆、袖腰、袖口、裤脚,裙边、围裙、背裙、帐檐、鞋子等,这与汉族妇女传统服饰绣花的位置一致,其绣品平滑光亮、色彩和谐、技艺精巧,与苏绣、湘绣同样驰名中外,是我国的著名地方绣之一(见图35~图37)。
图34织锦
图35刺绣作品(几何纹)
图36刺绣作品(蝴蝶纹)
图37刺绣作品(鱼纹)
3结语
湘西苗族在其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服饰经历了一个为服从民族审美定势需要,而演绎、组合、变异的过程。其一,服饰作为生活必需品,在族际间的文化互动中,吸收、借鉴了汉文化元素的优秀品质。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加深认识和理解的过程。其二,服饰的民族化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人类的需要是艺术创作的第一源泉,群体的审美观念是艺术创造的规范。苗族服饰的创新正是在汉文化传播和影响下审美观念趋于同一而发生、发展的。由于群体审美观念的规范,在艺术创新的过程中,湘西苗族传统服饰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
湘西苗族传统服饰是苗族精神风貌的展现,体现了本民族的认同意识和民族精神。湘西苗族传统服饰的发展与转型,涉及到了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碰撞、冲突、继承、创新等有关文化发展方向的问题。汉苗两族间的文化交流与影响,是民族文化互动过程中必然要产生的一种文化渗透现象,它使得湘西苗族传统服饰出现丰富多彩的多元化局面。湘西苗族传统服饰的发展与变革,充分映射出了湘西苗族的历史文化内涵,它是汉苗两族文化互相吸收与借鉴、结合与扬弃的过程,也是汉苗两族文化交融与集体智慧的结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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