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雀苗”考
近年来对于“鸦雀苗”这一族系的记载和研究较为不足。关于“鸦雀苗”的记载,古代典籍中,当属陈浩所著的《百苗图》①最为详细。此外,近年来,在杨庭硕教授主持下,历时六年收集整理了流播在贵州等地十个不同临摹版本的《百苗图》,著成的《百苗图抄本汇编》②一书也多有“鸦雀苗”的描述。本文拟以《百苗图抄本汇编》为研究文本,对“鸦雀苗”的来历与分布、服饰特征、经济生活特色和“鸦雀苗”与其他苗族关系这四个方面展开考证,以求教学界方家。
一、“鸦雀苗”的来历与分布
(一)“鸦雀苗”的来历
“鸦雀苗”来历的记载稍早见于李宗昉《黔记》:“‘鸦雀苗’在贵阳府属,女子以白布镶胸袖裙边,最喜居山种粮为食,亲死择高山为佳壤。其言语似雀声故名鸦雀苗也。有事时在官,惟听乡老之言。”[1]由杨庭硕教授主编的《百苗图抄本汇编》第七十幅图记载:“鸦雀苗,在贵阳府属。女子以白布裹其胸前、两袖及裙边。居山,种杂粮食之。亲死,择山顶为吉壤。言语似雀声,故名‘鸦雀苗’。”[2]504前后记载相似。
据史籍记载,苗族古代统称为“三苗”,拥有悠久的历史,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战国的成书《国语?楚语》记载:“三苗九黎之后也。”明代典籍记载:“苗人,古三苗之裔也。”近代梁启超说:“苗族自春秋战国通称曰蛮,泰半皆苗族之裔也。”[3]可知,“苗”是一种民族统称,非特指某一民族。因此,称为某一苗族当是苗族的一个分支,“鸦雀苗”这一族当是苗族分支之一。
据记载:“言语似雀声,故名‘鸦雀苗’。”简要概括了“鸦雀苗”这一称谓的来源。余上泗的《蛮峒竹枝词》也记载:“语音嘈杂不堪亲,结屋深山号野人;襟袖无端将素缀,怪来鸦鹊是前生。”两处记载大致意思相同,“鸦雀苗”因其语言发音或服饰颜色得名。刘锋在《百苗图疏证》中说:“单个民族的称谓形成,有的源于民族服饰,有的源于民族所属地域,有的源于本支系苗族的自称或其他民族对苗族的称呼。”[]据理推断,“鸦雀苗”得名是由于其他民族根据其文化特点而给予命名。不过,文化特点都是长时期历史积淀而成的,因此,该族属称谓也是在历史衍变中逐渐形成的。近来,有学者根据民族名称来源,将之归结为六种情况:“一是用汉语音译被指称的苗族而来;二是用汉语意译被指称的苗族而来;三是汉人凭借被指称的苗族的文化特点而赋予的他称;四是承袭前代已有的称谓;五是凭借被指称的苗族生息地域而赋予的他称;六是对接触到的苗族群体,借用前代的的称谓,另起新名。”[5]“鸦雀苗”因为其语言发音特点和形似喜鹊毛色的服饰对其命名,据此推断,“鸦雀苗”称谓的来源当属于第三种。
杨庭硕教授在《百苗图抄本汇编》中说:“‘鸦雀苗’是一个带有歧视性意味的他称,只因他们说话声音像鸦雀之声,以及他们腹部白而两侧黑,如喜鹊毛色的服饰,故称其为‘鸦雀苗’。”[2]505对这种历史名称应当加以否定,研究民族文化,应保持对民族文化无歧视的态度。
通过现代田野考察得知,之所以称其为“鸦雀苗”,实际上是由于他们的服饰特点,“腹部白而两侧黑,如喜鹊毛色”,故名。当地“鸦雀苗”称自己为“鸦雀花”①,即表明是根据服饰特点决定其名称。因此,这种历史造成的歧视性称谓因当加以否定,出于典籍整理或是文献需要则另当别论。
另外,关于“鸦雀苗”这一称谓的历史记载,《百苗图抄本汇编》中说,“鸦雀苗”一词前代典籍皆未记载于册,为百苗图首次使用。刘锋教授在《百苗图疏证》中也如此记载。严奇岩在其《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成书年代考——以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为研究文本》一文中否定这一结论。严奇岩认为,前代典籍有关于“鸦雀苗”的记载,并据理论证。在清代文人的竹枝词中,“鸦雀苗”这一称谓曾出现在乾隆时期余上泗的《蛮峒竹枝词》中,并收入道光《大定府志》,其描述内容与《百苗图》几乎相近。余上泗的词是在乾隆年间所写,“鸦雀苗”在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中写为“鸦鹊苗”。诗云:语音嘈杂不堪亲,结屋深山号野人;襟袖无端将素缀,怪来鸦鹊是前生。诗下注释:“鸦鹊苗女子以白布纫两袖及胸,裙亦如之,故名。”[6]这段文字清楚记载:“鸦鹊苗”得名乃是因为其声音及所穿衣服得名,这与其后的《百苗图》记载基本相似,不过使用的名称字不同而已。据理可知,“鸦雀苗”这一民族的名称,确实不是《百苗图》首创,在《百苗图》成书以前,亦有使用。严奇岩的推论言之有理。
从历史的记载看,“鸦雀苗”未被记录在册,“是因为这部分苗族一直是处在水西安氏的统领下的部民。水西土司统治时,他们身份较为自由,加上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外界很难接触到他们,因此对其记载不详。改土归流后,水西地界居住的居民开始增加,‘鸦雀苗’才受到外界关注,才有了关于他们的零星记载。可是由于接触时间太短,记载史料太少,以致以前的史料记载使用的名称未被采用,故造成《百苗图》编订时用了‘鸦雀苗’一名。”[2]505
(二)“鸦雀苗”的分布
“鸦雀苗”系《百苗图抄本汇编》中第七十幅图的内容,书中对其分布简略记为“在贵阳府属”。因此,想要了解其详细分布,需从其他方面展开。
从语言方面,“鸦雀苗”的通用语言为西北方言川滇次方言的一种土语,自称“蒙冷”[2]505。刘锋说:“他们的土语中把其他苗语中的许多舌面前高位元音变为舌尖元音,因而与其他苗语有一定差距。”[4]134因此,按照语系,刘锋教授在《百苗图疏证》中认为:“‘鸦雀苗’分属于苗族川滇黔支系,从语系上大方向确定其地域范围。文中还记载,其人主要分布在贵阳市(包括贵阳市辖下的息烽、修文两县)、毕节地区(包括黔西、大方、金沙、纳雍等县)。据现代田野考证,此记载属实。《百苗图》中还记载‘鸦雀苗’分布在‘贵阳府属’,在贵阳直辖地上,当时是水西、水东的直接管辖范围。”[4]134据以上推断,“鸦雀苗”应当分布在现在的贵州中部和西部地区。此外,通过当代田野调查和族谱考证,“鸦雀苗”还分布在安顺等地区,刘锋教授在《百苗图疏证》中有描述。
二、“鸦雀苗”的服饰特征
服饰是苗族独特文化极其重要的象征,“在苗族的社会文化和情感传达以及历史传承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7]。”关于“鸦雀苗”的服饰,《百苗图抄本汇编》中记载:“‘鸦雀苗’的衣制,‘女子以白布裹其胸前、两袖及裙边’。”李氏《黔记》亦说“女子以白布镶胸袖裙边”,二者记载相同。简要叙述了“鸦雀苗”的服饰是不同的颜色布块拼接而成的衣裙。此外,关于“鸦雀苗”上身的服饰记载,《百苗图》中“花苗”条有类似记载:“或以半幅中分,交缠于项……女穿清花布裙。”这是一种无袖上衣,左右两襟交叉在背后打结,衣袖是用布料缀缝上去[4]134。其形类似于今天的马甲,与文献记载中其他苗族的“背牌”[8]有相似之处。杨庭硕教授编著的《百苗图抄本汇编》中把民院本和博乙本等前后对照,认为:民院本可见其打结后的飘带,博乙本可见其前端系带的情形。如图1[2]512和图2[2]513所示。
图1“鸦雀苗”服饰图(后背)
图2“鸦雀苗”妇女捻麻纱图
通过田野调查得知,这种衣饰还存在,类似马甲状,谓之“背猫猫”①,大抵同“背牌”相同而称谓不同。从文献记载来看,“‘鸦雀苗’的服饰与其他支系的苗族服饰相比,最突出的就是整个衣服由色块拼接而成,这种拼接让本身的服饰看起来没有丰富的纹饰,看起来与其他苗族在服饰上有很大不同。但仔细观察会发现,‘鸦雀苗’拼接出来的纹饰在其他苗族的服饰上能找到。且‘鸦雀苗’的发髻、短褶裙、衣饰等特征,都与苗族其他种类相似。由此可知,‘鸦雀苗’属于苗族的一个分支,其服饰属于苗族传统服饰”[4]135。关于缀缝,刘锋在《百苗图疏证》中还说:“‘鸦雀苗’未婚少女穿纯白裙,已婚妇人则在裙脚处缀缝上一条带色的裙边。因此,女装带色的裙边是区分婚否的标志。”[4]135可见,“鸦雀苗”服饰拼接不止为了纹饰美观,还有另一层含义。
值得一提的是,据现代田野发现,“鸦雀苗”的服饰发生了变化。至少近五十年来,“鸦雀苗”的服饰不再采用布条拼接而成。在访问所在地时得知,近来“鸦雀苗”多种植麻,将麻加工成麻织布料,再通过蜡染制作为裙,当地人称为“麻裙”。上身衣物以白布为原料,以一幅中分为衣,此衣无袖,以刺绣方式组文案于上制成上衣。另制作花布围裙系于腰间,其长与下身裙子等齐,置于身前。围裙刺绣精细优美,以狗的脚印等物为样本,已经成为苗绣的一支②。
关于“鸦雀苗”的纺织工艺,《百苗图疏证》中还有记载:“这种将麻纺织成纱的工艺分为两种,分别为捻和绩。‘鸦雀苗’妇女一般用手轮绕纱,用纺锤捻麻纱。”[4]135如上文图2所示。必须注意的是,图2中的妇女所穿衣服不是“鸦雀苗”所有,使用此图意在说明‘鸦雀苗’的纺织技术。
除服饰外,“鸦雀苗”的头饰也值得一说。《百苗图》中记载其头饰时说:“与‘花苗’的头饰相同。”现代田野调查表明,“鸦雀苗”近来的头饰为挽髻样式,先以羊毛织成毛线,再夹杂在头发中挽成发髻,发髻形状大而圆。大致与《百苗图》记载相同。如图3[2]508所示。
图3 “鸦雀苗”发髻图
然而,因为时代变化,此种挽髻方式已经渐渐失传,年轻一代不再挽髻,只有该族老人方知此种挽髻方法。且现代以来,“鸦雀苗”的服饰和头饰都发生了变化,不再需要挽髻。现代“鸦雀苗”改用海绵做成套,外面缀上玻璃珠子等物置于头顶作为装饰,与传统“鸦雀苗”挽髻习俗相比有所变化③,这也是造成挽髻失传的原因之一。
三、“鸦雀苗”的经济生活特色
贵州高原上的苗族是一个山地民族,历史上天灾人祸、迁徙流亡、居住环境造成了苗族经济文化的特殊进程[9]。“鸦雀苗”的经济亦是如此。《百苗图抄本汇编》中记载:“‘鸦雀苗’‘居高山,种杂粮为食’。或者‘居山,种杂粮食之’。”[]李氏《黔记》说“鸦雀苗”“最喜居山,种粮为食”。简要概括“鸦雀苗”在当时为山地居民,居住在山中,种杂粮为生。
据载:“‘鸦雀苗’分布于贵州省的贵阳、安顺和毕节等地区,以小规模社群方式散居于高海拔地区,其村社具有流动性,直到20世纪还存在这种现象。他们一般在1200—1800米之间,很少进入河谷地区定居。因此‘鸦雀苗’长期以来以高原台面上的刀耕火种为生。”[2]505其“所种植的杂粮,一般为适宜在高寒地区种植的粮食作物。这主要包括燕麦、黍、大麦、荞子、红稗、天星米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物虽单产低,但极为耐寒、耐旱、耐贫瘠。即使在海拔高达1800米的高原之上,也能获得稳定的产出”[2]505。外来作物传入贵州后,他们也种玉米和洋芋。除种植之外,他们还饲养牲畜,有牛羊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高原作物的种植和牲畜饲养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这些作物的秸秆大部可作为牲畜饲料,是农牧兼营生活中的较有价值的作物品种。使用刀耕火种种植这些作物,还可以焚毁和铲除各种野生劣质和有毒杂草,牧场退化后,还可以运用这种方式加以更新。可知,‘鸦雀苗’这一苗族群体在无意间,维护高山草原林地等生态环境,这对黔西北生态演化过程具有较大的贡献和参考价值。”[2]505
在《百苗图抄本汇编》中,如博刘甲本,绘有两个妇女身背收割的粮食捆,还有一个扛锄头的男子,如图4[2]504所示。
图4“鸦雀苗”收割粮食图
虽然无法根据图中判断所种作物为何,但近来学者考证,可能是大麦或红稗。这种行为对“鸦雀苗”的经济生活方式有极大意义。从图4来看,“他们并未将作物在田间进行脱粒,而是直接将秸秆一起背回家中储藏。因为这些秸秆可以作为喂养牲畜的饲料”[2]504。这一做法正是对上文作物与牲畜饲养关系的进一步描述。据田野资料表明,“鸦雀苗”现居的农村还保留着将秸秆喂养牲畜的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图中男子拿着锄头而非刀耕火种的环首刀,可知,“‘鸦雀苗’的刀耕火种有别于贵州东部和南部苗族的刀耕火种。他们用锄头将野草和灌木丛连同地表泥土一起挖翻,晾干后焚烧,不加挖穴而直接播撒种子”[2]504。这种耕作方法对牧场的更新有积极意义。在历史上,他们一直用彝族土司放弃的荒废的牧场种植为生,牧场植被恢复后,又会被彝族土司收回,他们必须重新开垦退化的牧场。这也是“鸦雀苗”经常处于流动居住状态的原因。但这种方式对于彝族土司内的牧场更新恢复起到重要作用。因此“鸦雀苗”的移动垦荒和刀耕火种方式,历来得到彝族土司的认可与支持[2]505。据当代田野调查得知,这一地区的苗族部分传承了古代的收割方法,这种方法是研究高寒地区刀耕火种维持生计方式的珍贵材料[2]504。
关于“鸦雀苗”的丧葬习俗记载,仅有简短的几条描述:“亲死,择山顶为吉壤。”《百苗图》中只能看到“鸦雀苗”喜欢葬在山顶。至于为何喜欢葬在山顶,以及丧葬仪式如何,皆未提及。“鸦雀苗”将亲人葬在山顶,可能是“鸦雀苗”从归属上看曾经是水西部民,因此山脚多为他人或官方的良田,不宜葬人。
四、“鸦雀苗”与其他苗族的关系
“鸦雀苗”是苗族的一支,其他苗族条目下也有关于“鸦雀苗”的相关记载。前文提到“鸦雀苗”村寨经常变动,这在“鸦雀苗”条目下无相关描述,但参照《百苗图》“箐苗”“高坡苗”条的记载:“鸦雀苗”在村寨变动上与“箐苗”“高坡苗”有相似之处。
《百苗图》“箐苗”条记载:“居依山箐,即箐苗类也。在平远州属。不善耕作,只种山粮。男女衣服皆其自织。”[4]39可知,“箐苗”与“鸦雀苗”都依山而居,种山粮为食。据载,“箐苗”是生活在黔中南西北亚支系的一个苗族,同“鸦雀苗”一样,他们深居山里,靠刀耕火种为生。二支苗族同处于水西安氏的领土范围之内,但“箐苗”并不是水西安氏的荫庇户,他同“鸦雀苗”一样,都是处于边远山区半脱控状态下的居民。
“箐苗”自称“蒙戎”与川黔滇支系苗族毗邻[4]40。“鸦雀苗”恰好是川黔滇处的民族。“乾志”原文写道:“箐苗”迁徙无常……惟种筱麦、稗、粱,衣麻衣,皆其自织。从这记载来看,“箐苗”同“鸦雀苗”在居无定处、种植作物、服饰原料等方面极为相似。二者在生产生活方式上都存在相同的地方,他们之间由于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而融合。事实上,其他支系的苗族与“鸦雀苗”在生活习俗上也有相似之处。关于明代以来的苗类记载,大抵生活习俗相似相通。在历史发展中,苗民族互相融合影响,即便不同的族属,仍然有相同的习俗。“鸦雀苗”与“箐苗”或其他苗族的生活习俗大抵相同或许正是因为如此。
除“箐苗”外,“乾志”中关于“花苗”的记载也提到“鸦雀苗”。有学者认为,“乾志”中记载的黔西地区的“花苗”即是“鸦雀苗”。并例证说:“‘鸦雀苗’在典籍中使用和出现的时间虽晚,只在《百苗图》和《黔南职方纪略》中提到,但事实上在乾隆《贵州通志》上,‘花苗’的衣制就曾说到‘鸦雀苗’的衣制。当时描述的这种‘花苗’的服饰,实际上是后来的‘鸦雀苗’的服饰”[4]22。如此,“花苗”与“鸦雀苗”之间有联系,甚至“鸦雀苗”是“花苗”的另一分支。“鸦雀苗”与“花苗”有无关系需简单了解“花苗”的历史。
《百苗图抄本汇编》中“花苗”条记载:“在贵阳、大定、安顺、遵义所属。皆无姓氏。其性憨而畏法,其俗陋而力勤。衣用布缉条织成,青白相间,无领袖,洞其中,从头笼下,或以半幅中分,交缠于项。”[2]77从这些记录来看,与“鸦雀苗”的记载“女子以白布裹其胸前、两袖及裙边”几乎相同,让人怀疑这两支苗族曾经是一支。
据“花苗”的记载,“直到万历末年才成书的郭子章的‘黔记’中,引用了江进吟诵黔中民族的诗组,其中首次用到‘花苗’这个名称。且花苗的出现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明朝贵州布政司刚成立时,仅直接控制贵阳周围的心腹之地,加上沿着驿道分布的狭长地带。无论是当时的官员还是文人墨客,都只能了解布政司统辖地带边缘的苗族。如果按照“花苗”处于川滇黔支系的苗族,在当时则处于水西、乌撒管辖之下。因此,汉人很难了解其具体情况。因而明代文献中只是提及了几个苗族的分支,且这其中并无‘花苗’”[4]24。
需要考虑的是,“江进之进入贵州之时,是万历后期,贵州政治形式发生极大变化。当时最让明朝廷棘手的就是杨应龙反叛的问题。明廷为了镇压杨应龙的反叛,动用了半个中国的力量,但仍不见成效。明廷不得已只能借助于水西的兵力。明将领派人深入水西,作为监视,这些监视的人终而有机会接近水西辖下的苗族。当杨应龙被镇压之后,贵州经济因为战争出现凋敝现象。水西借机向明廷讨价还价。明廷为了贵州局势的稳定,派人到贵州进行考察。江进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贵州腹地进行视察。”[]因此,江进之考察的范围不会超过贵阳周围和沿线驿道的区域。所以,江进所谓的“花苗”应当时分布在这些考察地范围之内。明代此后迅速亡国,清代各部典籍编写时也采用“花苗”这一说法,据记载,“花苗”分布在广顺和新贵地区。如此,江进之看到的“花苗”当在这些地方。而据此推断,“花苗”所指苗族并非川滇黔支系苗族,仅是贵阳亚支系。且《百苗图》成书时,大多文字描述参考了前人的民族风俗记载。可能因此将记载的“花苗”与“鸦雀苗”混合,进而认为“鸦雀苗”乃是“花苗”的一支。另一种可能就是苗族文化特征的整体相似度让人误以为二者曾为一支。因此,“鸦雀苗”与“花苗”不存在分支出来的关系[4]26。他们是苗类族属下不同的两个分支。
五、结语
总之,对于“鸦雀苗”族群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对“鸦雀苗”的调查研究工作。一是加强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对资料进行多方面的对比考证才能更好地还原历史,避免以讹传讹。二是加强田野资料的收集整理。同时,系统搜集各民族之间相互述评、相互责难的口传资料,这样才能还原该民族的庐山真面目。三是加强跨学科研究。“鸦雀苗”族群的研究涉及到历史学、民族学、生态学、地理学诸多学科内容,以上诸学科学者从不同角度都对“鸦雀苗”有着自己精深的研究,加强该研究,可以吸取其间研究的精华,更好地推动对这一族群的研究和发展。对“鸦雀苗”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推动贵州高原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发展,为黔省当下民族文化的发展所服务。
参考文献
[1](清)李宗昉.(嘉庆)黔记[M].民国黔南丛书重排铅印本,道光十四年刻本:576.
[2]杨庭硕,潘盛之,等.百苗图抄本汇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3]乌基朗达.苗族“他称”刍议[J].广西民族研究,199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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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国君.近二十年来“百苗图”研究文献综述[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4):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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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郭欣欣.苗族服饰图腾图案的美学探析[D].西北大学,2010:1.
[8]李黔滨,等.贵州省博物馆藏品集[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287.
[9]李云兵.苗族经济文化发展宏观理论探析[J].贵州民族研究,1994(2):13-24.
注释
1杨庭硕教授在《“百苗图”贵州现存抄本述评》中讲述到:“《百苗图》成书于清嘉庆初年,全书共分八十二个条目,系统介绍了当时已经认知的贵州地区各民族或各民族支系或地方群体,力图全面展示清代贵州的民族构成。每个条目下均有简短的文字说明及彩绘图,图文并茂,集中介绍了各民族或群体的社会文化特点。”
2刘锋学教授在《百苗图疏证》中介绍:“《百苗图抄本汇编》收录的版本包括刘雍收藏的《七十二苗全图》《黔苗图说四十幅》《百苗图》残本;贵州省博物馆的《黔苗图说》《贵州少数民族图》;贵州师范大学馆藏的《百苗图》;贵州省图书馆的《百苗图》;贵州省民族研究收藏的《百苗图咏》;贵州毕节地区收藏的《百苗图》等。”
3通过在贵州贵阳息烽县境内田野访问所得。
4此材料系在贵州贵阳息烽县田野调查时访问材料,“背猫猫”同“背牌”相同,类似于马甲。
5此材料系笔者田野调查时访问息烽县“鸦雀苗”族人王文芬所得。
6此材料系笔者田野调查时访问息烽县“鸦雀苗”族人王文芬所得。
一、“鸦雀苗”的来历与分布
(一)“鸦雀苗”的来历
“鸦雀苗”来历的记载稍早见于李宗昉《黔记》:“‘鸦雀苗’在贵阳府属,女子以白布镶胸袖裙边,最喜居山种粮为食,亲死择高山为佳壤。其言语似雀声故名鸦雀苗也。有事时在官,惟听乡老之言。”[1]由杨庭硕教授主编的《百苗图抄本汇编》第七十幅图记载:“鸦雀苗,在贵阳府属。女子以白布裹其胸前、两袖及裙边。居山,种杂粮食之。亲死,择山顶为吉壤。言语似雀声,故名‘鸦雀苗’。”[2]504前后记载相似。
据史籍记载,苗族古代统称为“三苗”,拥有悠久的历史,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战国的成书《国语?楚语》记载:“三苗九黎之后也。”明代典籍记载:“苗人,古三苗之裔也。”近代梁启超说:“苗族自春秋战国通称曰蛮,泰半皆苗族之裔也。”[3]可知,“苗”是一种民族统称,非特指某一民族。因此,称为某一苗族当是苗族的一个分支,“鸦雀苗”这一族当是苗族分支之一。
据记载:“言语似雀声,故名‘鸦雀苗’。”简要概括了“鸦雀苗”这一称谓的来源。余上泗的《蛮峒竹枝词》也记载:“语音嘈杂不堪亲,结屋深山号野人;襟袖无端将素缀,怪来鸦鹊是前生。”两处记载大致意思相同,“鸦雀苗”因其语言发音或服饰颜色得名。刘锋在《百苗图疏证》中说:“单个民族的称谓形成,有的源于民族服饰,有的源于民族所属地域,有的源于本支系苗族的自称或其他民族对苗族的称呼。”[]据理推断,“鸦雀苗”得名是由于其他民族根据其文化特点而给予命名。不过,文化特点都是长时期历史积淀而成的,因此,该族属称谓也是在历史衍变中逐渐形成的。近来,有学者根据民族名称来源,将之归结为六种情况:“一是用汉语音译被指称的苗族而来;二是用汉语意译被指称的苗族而来;三是汉人凭借被指称的苗族的文化特点而赋予的他称;四是承袭前代已有的称谓;五是凭借被指称的苗族生息地域而赋予的他称;六是对接触到的苗族群体,借用前代的的称谓,另起新名。”[5]“鸦雀苗”因为其语言发音特点和形似喜鹊毛色的服饰对其命名,据此推断,“鸦雀苗”称谓的来源当属于第三种。
杨庭硕教授在《百苗图抄本汇编》中说:“‘鸦雀苗’是一个带有歧视性意味的他称,只因他们说话声音像鸦雀之声,以及他们腹部白而两侧黑,如喜鹊毛色的服饰,故称其为‘鸦雀苗’。”[2]505对这种历史名称应当加以否定,研究民族文化,应保持对民族文化无歧视的态度。
通过现代田野考察得知,之所以称其为“鸦雀苗”,实际上是由于他们的服饰特点,“腹部白而两侧黑,如喜鹊毛色”,故名。当地“鸦雀苗”称自己为“鸦雀花”①,即表明是根据服饰特点决定其名称。因此,这种历史造成的歧视性称谓因当加以否定,出于典籍整理或是文献需要则另当别论。
另外,关于“鸦雀苗”这一称谓的历史记载,《百苗图抄本汇编》中说,“鸦雀苗”一词前代典籍皆未记载于册,为百苗图首次使用。刘锋教授在《百苗图疏证》中也如此记载。严奇岩在其《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成书年代考——以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为研究文本》一文中否定这一结论。严奇岩认为,前代典籍有关于“鸦雀苗”的记载,并据理论证。在清代文人的竹枝词中,“鸦雀苗”这一称谓曾出现在乾隆时期余上泗的《蛮峒竹枝词》中,并收入道光《大定府志》,其描述内容与《百苗图》几乎相近。余上泗的词是在乾隆年间所写,“鸦雀苗”在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中写为“鸦鹊苗”。诗云:语音嘈杂不堪亲,结屋深山号野人;襟袖无端将素缀,怪来鸦鹊是前生。诗下注释:“鸦鹊苗女子以白布纫两袖及胸,裙亦如之,故名。”[6]这段文字清楚记载:“鸦鹊苗”得名乃是因为其声音及所穿衣服得名,这与其后的《百苗图》记载基本相似,不过使用的名称字不同而已。据理可知,“鸦雀苗”这一民族的名称,确实不是《百苗图》首创,在《百苗图》成书以前,亦有使用。严奇岩的推论言之有理。
从历史的记载看,“鸦雀苗”未被记录在册,“是因为这部分苗族一直是处在水西安氏的统领下的部民。水西土司统治时,他们身份较为自由,加上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外界很难接触到他们,因此对其记载不详。改土归流后,水西地界居住的居民开始增加,‘鸦雀苗’才受到外界关注,才有了关于他们的零星记载。可是由于接触时间太短,记载史料太少,以致以前的史料记载使用的名称未被采用,故造成《百苗图》编订时用了‘鸦雀苗’一名。”[2]505
(二)“鸦雀苗”的分布
“鸦雀苗”系《百苗图抄本汇编》中第七十幅图的内容,书中对其分布简略记为“在贵阳府属”。因此,想要了解其详细分布,需从其他方面展开。
从语言方面,“鸦雀苗”的通用语言为西北方言川滇次方言的一种土语,自称“蒙冷”[2]505。刘锋说:“他们的土语中把其他苗语中的许多舌面前高位元音变为舌尖元音,因而与其他苗语有一定差距。”[4]134因此,按照语系,刘锋教授在《百苗图疏证》中认为:“‘鸦雀苗’分属于苗族川滇黔支系,从语系上大方向确定其地域范围。文中还记载,其人主要分布在贵阳市(包括贵阳市辖下的息烽、修文两县)、毕节地区(包括黔西、大方、金沙、纳雍等县)。据现代田野考证,此记载属实。《百苗图》中还记载‘鸦雀苗’分布在‘贵阳府属’,在贵阳直辖地上,当时是水西、水东的直接管辖范围。”[4]134据以上推断,“鸦雀苗”应当分布在现在的贵州中部和西部地区。此外,通过当代田野调查和族谱考证,“鸦雀苗”还分布在安顺等地区,刘锋教授在《百苗图疏证》中有描述。
二、“鸦雀苗”的服饰特征
服饰是苗族独特文化极其重要的象征,“在苗族的社会文化和情感传达以及历史传承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7]。”关于“鸦雀苗”的服饰,《百苗图抄本汇编》中记载:“‘鸦雀苗’的衣制,‘女子以白布裹其胸前、两袖及裙边’。”李氏《黔记》亦说“女子以白布镶胸袖裙边”,二者记载相同。简要叙述了“鸦雀苗”的服饰是不同的颜色布块拼接而成的衣裙。此外,关于“鸦雀苗”上身的服饰记载,《百苗图》中“花苗”条有类似记载:“或以半幅中分,交缠于项……女穿清花布裙。”这是一种无袖上衣,左右两襟交叉在背后打结,衣袖是用布料缀缝上去[4]134。其形类似于今天的马甲,与文献记载中其他苗族的“背牌”[8]有相似之处。杨庭硕教授编著的《百苗图抄本汇编》中把民院本和博乙本等前后对照,认为:民院本可见其打结后的飘带,博乙本可见其前端系带的情形。如图1[2]512和图2[2]513所示。
图1“鸦雀苗”服饰图(后背)
图2“鸦雀苗”妇女捻麻纱图
通过田野调查得知,这种衣饰还存在,类似马甲状,谓之“背猫猫”①,大抵同“背牌”相同而称谓不同。从文献记载来看,“‘鸦雀苗’的服饰与其他支系的苗族服饰相比,最突出的就是整个衣服由色块拼接而成,这种拼接让本身的服饰看起来没有丰富的纹饰,看起来与其他苗族在服饰上有很大不同。但仔细观察会发现,‘鸦雀苗’拼接出来的纹饰在其他苗族的服饰上能找到。且‘鸦雀苗’的发髻、短褶裙、衣饰等特征,都与苗族其他种类相似。由此可知,‘鸦雀苗’属于苗族的一个分支,其服饰属于苗族传统服饰”[4]135。关于缀缝,刘锋在《百苗图疏证》中还说:“‘鸦雀苗’未婚少女穿纯白裙,已婚妇人则在裙脚处缀缝上一条带色的裙边。因此,女装带色的裙边是区分婚否的标志。”[4]135可见,“鸦雀苗”服饰拼接不止为了纹饰美观,还有另一层含义。
值得一提的是,据现代田野发现,“鸦雀苗”的服饰发生了变化。至少近五十年来,“鸦雀苗”的服饰不再采用布条拼接而成。在访问所在地时得知,近来“鸦雀苗”多种植麻,将麻加工成麻织布料,再通过蜡染制作为裙,当地人称为“麻裙”。上身衣物以白布为原料,以一幅中分为衣,此衣无袖,以刺绣方式组文案于上制成上衣。另制作花布围裙系于腰间,其长与下身裙子等齐,置于身前。围裙刺绣精细优美,以狗的脚印等物为样本,已经成为苗绣的一支②。
关于“鸦雀苗”的纺织工艺,《百苗图疏证》中还有记载:“这种将麻纺织成纱的工艺分为两种,分别为捻和绩。‘鸦雀苗’妇女一般用手轮绕纱,用纺锤捻麻纱。”[4]135如上文图2所示。必须注意的是,图2中的妇女所穿衣服不是“鸦雀苗”所有,使用此图意在说明‘鸦雀苗’的纺织技术。
除服饰外,“鸦雀苗”的头饰也值得一说。《百苗图》中记载其头饰时说:“与‘花苗’的头饰相同。”现代田野调查表明,“鸦雀苗”近来的头饰为挽髻样式,先以羊毛织成毛线,再夹杂在头发中挽成发髻,发髻形状大而圆。大致与《百苗图》记载相同。如图3[2]508所示。
图3 “鸦雀苗”发髻图
然而,因为时代变化,此种挽髻方式已经渐渐失传,年轻一代不再挽髻,只有该族老人方知此种挽髻方法。且现代以来,“鸦雀苗”的服饰和头饰都发生了变化,不再需要挽髻。现代“鸦雀苗”改用海绵做成套,外面缀上玻璃珠子等物置于头顶作为装饰,与传统“鸦雀苗”挽髻习俗相比有所变化③,这也是造成挽髻失传的原因之一。
三、“鸦雀苗”的经济生活特色
贵州高原上的苗族是一个山地民族,历史上天灾人祸、迁徙流亡、居住环境造成了苗族经济文化的特殊进程[9]。“鸦雀苗”的经济亦是如此。《百苗图抄本汇编》中记载:“‘鸦雀苗’‘居高山,种杂粮为食’。或者‘居山,种杂粮食之’。”[]李氏《黔记》说“鸦雀苗”“最喜居山,种粮为食”。简要概括“鸦雀苗”在当时为山地居民,居住在山中,种杂粮为生。
据载:“‘鸦雀苗’分布于贵州省的贵阳、安顺和毕节等地区,以小规模社群方式散居于高海拔地区,其村社具有流动性,直到20世纪还存在这种现象。他们一般在1200—1800米之间,很少进入河谷地区定居。因此‘鸦雀苗’长期以来以高原台面上的刀耕火种为生。”[2]505其“所种植的杂粮,一般为适宜在高寒地区种植的粮食作物。这主要包括燕麦、黍、大麦、荞子、红稗、天星米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物虽单产低,但极为耐寒、耐旱、耐贫瘠。即使在海拔高达1800米的高原之上,也能获得稳定的产出”[2]505。外来作物传入贵州后,他们也种玉米和洋芋。除种植之外,他们还饲养牲畜,有牛羊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高原作物的种植和牲畜饲养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这些作物的秸秆大部可作为牲畜饲料,是农牧兼营生活中的较有价值的作物品种。使用刀耕火种种植这些作物,还可以焚毁和铲除各种野生劣质和有毒杂草,牧场退化后,还可以运用这种方式加以更新。可知,‘鸦雀苗’这一苗族群体在无意间,维护高山草原林地等生态环境,这对黔西北生态演化过程具有较大的贡献和参考价值。”[2]505
在《百苗图抄本汇编》中,如博刘甲本,绘有两个妇女身背收割的粮食捆,还有一个扛锄头的男子,如图4[2]504所示。
图4“鸦雀苗”收割粮食图
虽然无法根据图中判断所种作物为何,但近来学者考证,可能是大麦或红稗。这种行为对“鸦雀苗”的经济生活方式有极大意义。从图4来看,“他们并未将作物在田间进行脱粒,而是直接将秸秆一起背回家中储藏。因为这些秸秆可以作为喂养牲畜的饲料”[2]504。这一做法正是对上文作物与牲畜饲养关系的进一步描述。据田野资料表明,“鸦雀苗”现居的农村还保留着将秸秆喂养牲畜的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图中男子拿着锄头而非刀耕火种的环首刀,可知,“‘鸦雀苗’的刀耕火种有别于贵州东部和南部苗族的刀耕火种。他们用锄头将野草和灌木丛连同地表泥土一起挖翻,晾干后焚烧,不加挖穴而直接播撒种子”[2]504。这种耕作方法对牧场的更新有积极意义。在历史上,他们一直用彝族土司放弃的荒废的牧场种植为生,牧场植被恢复后,又会被彝族土司收回,他们必须重新开垦退化的牧场。这也是“鸦雀苗”经常处于流动居住状态的原因。但这种方式对于彝族土司内的牧场更新恢复起到重要作用。因此“鸦雀苗”的移动垦荒和刀耕火种方式,历来得到彝族土司的认可与支持[2]505。据当代田野调查得知,这一地区的苗族部分传承了古代的收割方法,这种方法是研究高寒地区刀耕火种维持生计方式的珍贵材料[2]504。
关于“鸦雀苗”的丧葬习俗记载,仅有简短的几条描述:“亲死,择山顶为吉壤。”《百苗图》中只能看到“鸦雀苗”喜欢葬在山顶。至于为何喜欢葬在山顶,以及丧葬仪式如何,皆未提及。“鸦雀苗”将亲人葬在山顶,可能是“鸦雀苗”从归属上看曾经是水西部民,因此山脚多为他人或官方的良田,不宜葬人。
四、“鸦雀苗”与其他苗族的关系
“鸦雀苗”是苗族的一支,其他苗族条目下也有关于“鸦雀苗”的相关记载。前文提到“鸦雀苗”村寨经常变动,这在“鸦雀苗”条目下无相关描述,但参照《百苗图》“箐苗”“高坡苗”条的记载:“鸦雀苗”在村寨变动上与“箐苗”“高坡苗”有相似之处。
《百苗图》“箐苗”条记载:“居依山箐,即箐苗类也。在平远州属。不善耕作,只种山粮。男女衣服皆其自织。”[4]39可知,“箐苗”与“鸦雀苗”都依山而居,种山粮为食。据载,“箐苗”是生活在黔中南西北亚支系的一个苗族,同“鸦雀苗”一样,他们深居山里,靠刀耕火种为生。二支苗族同处于水西安氏的领土范围之内,但“箐苗”并不是水西安氏的荫庇户,他同“鸦雀苗”一样,都是处于边远山区半脱控状态下的居民。
“箐苗”自称“蒙戎”与川黔滇支系苗族毗邻[4]40。“鸦雀苗”恰好是川黔滇处的民族。“乾志”原文写道:“箐苗”迁徙无常……惟种筱麦、稗、粱,衣麻衣,皆其自织。从这记载来看,“箐苗”同“鸦雀苗”在居无定处、种植作物、服饰原料等方面极为相似。二者在生产生活方式上都存在相同的地方,他们之间由于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而融合。事实上,其他支系的苗族与“鸦雀苗”在生活习俗上也有相似之处。关于明代以来的苗类记载,大抵生活习俗相似相通。在历史发展中,苗民族互相融合影响,即便不同的族属,仍然有相同的习俗。“鸦雀苗”与“箐苗”或其他苗族的生活习俗大抵相同或许正是因为如此。
除“箐苗”外,“乾志”中关于“花苗”的记载也提到“鸦雀苗”。有学者认为,“乾志”中记载的黔西地区的“花苗”即是“鸦雀苗”。并例证说:“‘鸦雀苗’在典籍中使用和出现的时间虽晚,只在《百苗图》和《黔南职方纪略》中提到,但事实上在乾隆《贵州通志》上,‘花苗’的衣制就曾说到‘鸦雀苗’的衣制。当时描述的这种‘花苗’的服饰,实际上是后来的‘鸦雀苗’的服饰”[4]22。如此,“花苗”与“鸦雀苗”之间有联系,甚至“鸦雀苗”是“花苗”的另一分支。“鸦雀苗”与“花苗”有无关系需简单了解“花苗”的历史。
《百苗图抄本汇编》中“花苗”条记载:“在贵阳、大定、安顺、遵义所属。皆无姓氏。其性憨而畏法,其俗陋而力勤。衣用布缉条织成,青白相间,无领袖,洞其中,从头笼下,或以半幅中分,交缠于项。”[2]77从这些记录来看,与“鸦雀苗”的记载“女子以白布裹其胸前、两袖及裙边”几乎相同,让人怀疑这两支苗族曾经是一支。
据“花苗”的记载,“直到万历末年才成书的郭子章的‘黔记’中,引用了江进吟诵黔中民族的诗组,其中首次用到‘花苗’这个名称。且花苗的出现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明朝贵州布政司刚成立时,仅直接控制贵阳周围的心腹之地,加上沿着驿道分布的狭长地带。无论是当时的官员还是文人墨客,都只能了解布政司统辖地带边缘的苗族。如果按照“花苗”处于川滇黔支系的苗族,在当时则处于水西、乌撒管辖之下。因此,汉人很难了解其具体情况。因而明代文献中只是提及了几个苗族的分支,且这其中并无‘花苗’”[4]24。
需要考虑的是,“江进之进入贵州之时,是万历后期,贵州政治形式发生极大变化。当时最让明朝廷棘手的就是杨应龙反叛的问题。明廷为了镇压杨应龙的反叛,动用了半个中国的力量,但仍不见成效。明廷不得已只能借助于水西的兵力。明将领派人深入水西,作为监视,这些监视的人终而有机会接近水西辖下的苗族。当杨应龙被镇压之后,贵州经济因为战争出现凋敝现象。水西借机向明廷讨价还价。明廷为了贵州局势的稳定,派人到贵州进行考察。江进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贵州腹地进行视察。”[]因此,江进之考察的范围不会超过贵阳周围和沿线驿道的区域。所以,江进所谓的“花苗”应当时分布在这些考察地范围之内。明代此后迅速亡国,清代各部典籍编写时也采用“花苗”这一说法,据记载,“花苗”分布在广顺和新贵地区。如此,江进之看到的“花苗”当在这些地方。而据此推断,“花苗”所指苗族并非川滇黔支系苗族,仅是贵阳亚支系。且《百苗图》成书时,大多文字描述参考了前人的民族风俗记载。可能因此将记载的“花苗”与“鸦雀苗”混合,进而认为“鸦雀苗”乃是“花苗”的一支。另一种可能就是苗族文化特征的整体相似度让人误以为二者曾为一支。因此,“鸦雀苗”与“花苗”不存在分支出来的关系[4]26。他们是苗类族属下不同的两个分支。
五、结语
总之,对于“鸦雀苗”族群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对“鸦雀苗”的调查研究工作。一是加强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对资料进行多方面的对比考证才能更好地还原历史,避免以讹传讹。二是加强田野资料的收集整理。同时,系统搜集各民族之间相互述评、相互责难的口传资料,这样才能还原该民族的庐山真面目。三是加强跨学科研究。“鸦雀苗”族群的研究涉及到历史学、民族学、生态学、地理学诸多学科内容,以上诸学科学者从不同角度都对“鸦雀苗”有着自己精深的研究,加强该研究,可以吸取其间研究的精华,更好地推动对这一族群的研究和发展。对“鸦雀苗”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推动贵州高原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发展,为黔省当下民族文化的发展所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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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云兵.苗族经济文化发展宏观理论探析[J].贵州民族研究,1994(2):13-24.
注释
1杨庭硕教授在《“百苗图”贵州现存抄本述评》中讲述到:“《百苗图》成书于清嘉庆初年,全书共分八十二个条目,系统介绍了当时已经认知的贵州地区各民族或各民族支系或地方群体,力图全面展示清代贵州的民族构成。每个条目下均有简短的文字说明及彩绘图,图文并茂,集中介绍了各民族或群体的社会文化特点。”
2刘锋学教授在《百苗图疏证》中介绍:“《百苗图抄本汇编》收录的版本包括刘雍收藏的《七十二苗全图》《黔苗图说四十幅》《百苗图》残本;贵州省博物馆的《黔苗图说》《贵州少数民族图》;贵州师范大学馆藏的《百苗图》;贵州省图书馆的《百苗图》;贵州省民族研究收藏的《百苗图咏》;贵州毕节地区收藏的《百苗图》等。”
3通过在贵州贵阳息烽县境内田野访问所得。
4此材料系在贵州贵阳息烽县田野调查时访问材料,“背猫猫”同“背牌”相同,类似于马甲。
5此材料系笔者田野调查时访问息烽县“鸦雀苗”族人王文芬所得。
6此材料系笔者田野调查时访问息烽县“鸦雀苗”族人王文芬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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