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博物馆是将文化遗产搬移到一个特定的博物馆建筑中，需要拥有一定的藏品和特定的建筑，这些文化遗产远离了它们的所有者，远离了它们所处的环境。而生态博物馆则是将文化遗产原状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属社区及环境中，它包括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建筑、可移动实物、传统风俗等具有特定价值和意义的文化因素。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工作模式，使某些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得以保存。

1971年，在法国巴黎近郊的一个工业小镇，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生态博物馆。目前全球有300多座生态博物馆，主要分布在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等地区。

贵州省六枝特区梭嘎村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我们在这里为读者讲述此地主人的故事。

在贵州省六枝特区梭嘎社区，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高山上，居住着一支古老而神秘的苗族分支，他们分布邻近的12个村寨，仅有400余人。梭嘎村是12个寨子中的一个，唯一与外界联系的通道是1994年才修通的一条长约5公里的乡村公路。

一、鸭嘴笔式的蜡刀

我们去梭嘎时，正逢雨季，通往梭嘎的那条公路，因连日的阴雨天气，变得泥泞不堪，司机把我们丢在路口，便打道回府。而我们只能背着行囊，靠着两条腿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行走。

一进寨门，恍若世外桃园，家家户户的门前都坐着画蜡的女人。一只木桶，搭一块木板做桌子，女人们手里的蜡刀，在一方白净的画布上挥舞着，如同游龙戏水般灵巧。她们无需任何摹仿图样，心里想着花鸟虫鱼形状，画布上就流出美丽的图案。

低矮的土屋内，女主人坐在织布机前，女人手上的梭子左右穿梭，以麻线为纬线，棉线牵引成经线，麻布就在这吱嘎吱嘎的老织布机上完成。这时正是村里最宁静的时候，男人们下地收玉米去了，几位白发老人坐在屋前晒太阳。

见到我们进寨，女人招呼着“进来坐嘛”，手上织布的梭子并没有停下。门前的姑娘听到招呼，马上让出自己的凳子，转身拿出煮熟的玉米、土豆招待客人。

杨大妹是家中的长女，为了几个妹妹能读书，她辍学回家承担家务。清晨她早早就赶到王家，向王家的几个姊妹学画蜡。大妹学着王家姐姐的样子，先将一小块蜡放到她爸爸专门为她打制的小铁勺里，用炭火将蜡烧融，再把那块白布对折成四块，用指甲划出两条垂直线，就开始画蜡。蜡刀是由两块呈斧状的小铜片绑在小竹棍上做成的，形似鸭嘴笔，不同的蜡刀能画出粗细不同的线条，刀柄可用于作圆心之用。长角苗妇女画蜡一般不打草稿，最多用稻草或竹片测定距离，用指甲划出大致轮廓。画好蜡的白布要放入染缸渍染，染好后用水煮掉蜡，白布上就显示出美丽的花纹，然后拼接在一起缝成衣服。

画蜡画、织麻布是长角苗族女人一生都在操持的事。五、六岁时学绣花，八、九岁开始学画蜡，她们穿的衣服都是自己一笔一笔画出来的。画蜡用的细白布是从集市上买来的涤棉布，麻布则是自家种麻，自己纺线织成的。从种麻、纺线、织布到做麻衣要一年时间，而画一件蜡染单衣也要两个月时间。平常穿的是蜡染的单衣，另有一套绣花的麻布衣裳，只在节日或赶集时穿。

寨子里的女人绝大多数没读过书，从小画蜡绣花，一画就是七、八年，她们的智慧和灵气都凝聚在这一方画布上，看到她们一笔一笔画出的精美图案，禁不住会被姑娘们的聪颖所折服。

曾有人说，长角苗族女人的衣服上的图案就是他们的“文字”，原因是她们衣裳的图案大多由对称的线、圆、点组成，只是女人不识字，这种“文字”才失传了。

美丽的服饰流传着一个美丽的故事。在梭嘎，每个姑娘都会向你讲述一个关于锦鸡的故事。传说苗人的先民外出狩猎时，打到一只罕见的锦鸡，他们看到锦鸡美丽的羽毛，十分喜欢，于是在自己的衣服上画出美丽的图案。她们身后像燕尾服一般的长披风，则是锦鸡美丽的尾巴，而头上戴着的“∞”的头饰被看作锦鸡的鸡冠。

看见大妹画得轻松自如，我们以为这直线和圆点组成的图案画起来很简单，于是好奇地讨过蜡刀，想试试身手。大妹对我这城里人似乎没有信心，另找出一块碎布头给我，蜡刀在我的手里果然没了灵气，一条直线竟画得歪歪扭扭，而王家的几个姊妹却早已笑得直不起腰来。

二、繁杂的求婚仪式与简单的离婚仪式

梭嘎山寨由于地处偏远，很少与外界接触，数百年来仍保持着传统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然而长角苗族青年男女间的恋爱、婚姻却十分自由，每年正月初四到正月十四举行的跳花坡，就是男女青年谈情说爱、喜结良缘的日子。在跳花坡期间，青年男女每天成群结队来到山坡，以歌为媒，表明心意。

苗家姑娘自幼能歌善舞，我们住在梭嘎的几天，真正开了眼界，每到夜晚，伴随着口琴悠扬的旋律，小伙子姑娘们的歌声此起彼伏，有时甚至通宵不歇。虽然听不懂苗语，我们却沉醉在这悠扬的旋律之中，急于想去探个究竟，一位在六枝特区读旅游专业学生王峰自愿带路，引我们去听歌，可姑娘们一见到我们就止住了歌声，不是低头不语就是羞涩地跑开，无论王峰怎么劝说，姑娘们也不开口。王峰安慰我们说，为完成旅游学校老师的作业，他曾经收集了一些古老的民歌，待我们看到王峰用汉语整理的几十首歌谣，不由得感谢学校老师的慧眼。这些记载着长角苗族历史的古老歌谣都是在村里老人们口中流传的，如果现在再不收集，我们将随着他们的逝去而失去这一民族文化的瑰宝。

跳花坡的前一天，整个寨子的未婚姑娘都背上一箩筐煤，集中住在一家。外寨的男青年也带上够十天口粮的玉米出门串寨。他们往往聚在姑娘家的门口，亮开嗓子唱起情歌。姑娘唱道：“这门没有那门高，拉拢两门来关合，只要情妹和哥意，跳过花坡转来说。”小伙子唱道：“哥从远方来，妹在家中砍岩柴，只要情妹和哥意，怕你爹娘不让来。”……双方你一首我一曲，边唱边聊，待到三更时分，寨里的老人发话：“让孩子们进门吧。”于是门打开，小伙子们要先给老人磕头，才能吃上晚饭。晚饭后小伙子和姑娘彻夜长谈，第二天相约去跳花坡。 

花坡一跳就是十天，歌自然也要唱十天。跳过花坡，情投意合的姑娘和小伙子都会相约一起赶场，他们还可以参加每晚的“晒月亮”。“晒月亮”是男女青年相会的传统方式，每逢月夜，小伙子吹起三眼萧或是芦笙，来到姑娘家，将爱人唤出，他们往往在核桃树下赏月对歌，待到月亮偏西，一对意中人回到姑娘的闺房，小伙子要到第二天清晨才回家。这一传统的恋爱方式，在长角苗人的眼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到谈及婚嫁的时候，双方家庭往往因此而经历一次长长的“拉锯战”，少则一天，多则三、五天。男方父母首先要请一个能说会道的媒人提着酒、鸡、鸭到女方家谈彩礼。彩礼是娘家人的面子，彩礼越高表明姑娘人品越好，手越巧。媒人在出发前要吃饱喝足，如果两家意见不和，媒人不但落埋怨，还要挨饿。双方讨价还价，直到男家将彩礼如数交给女家，女方父母才满心欢喜地杀鸡待客。“拉锯战”中，女方有时为表明姑娘的“身价”而漫天要价，这时，男方父母往往会暗示男女青年相约一起逃走。按规矩，被族人捉到后，男家只需随意送些彩礼，两人就可以共同生活。 

比起繁杂的求婚仪式，离婚则要简单得多，夫妻如果感情不和，只需向寨老禀告一声，寨老同意就算离婚。

三、苗王的宝扫帚 

据说，长角苗以前自称为“箐苗”，他们居住在茂密的菁林里，以打猎为生，而且头戴长角并不是摹仿锦鸡，而是为了祭奠苗王的亡灵。相传苗家有一对宝扫帚，每逢外敌入侵苗寨，苗王就会爬上高高的树丫用木鼓传信，用芦笙指挥苗人打仗，敌人临近时，苗王以宝扫帚护身，扫跑敌人。官兵屡战屡败，派人打入苗寨，得知宝扫帚的秘密后，用计换走了宝扫帚。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了宝扫帚的苗王被乱箭射死，其余的苗人躲在茂密的箐林中得以逃生。在苗王的葬礼上，他们把驽倒插在头上，祭奠苗王，也祈求和平。从此有了长角苗的称呼。过去，梭嘎社区的苗族无论男人女人都戴角，而现在，戴角的男人已很少能看到了，只是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还留着戴角的长发，在头顶挽个髻，平日里他们常常戴个草帽遮住头，以避开人们好奇的目光。

在梭嘎寨对面的山上，至今仍保存着石头营盘，很显然他们当初是出于战争的考虑才选定这个易守难攻的寨址，石头营盘就是历史的见证。因为这段经历，长角苗族对箐林非常崇敬。每年农历二月初二都要举行祭山活动。祭山时，寨中推选出一位属虎，一位属龙，一位属马的德高望重的老人出来主祭。属马的老人用麻线套着一只公鸡的两翅拉着在前面走，属龙的老人手中端着一碗酒走在中间，属虎的老人则用一个簸箕拾着鹅卵石跟在后面。寨中的青男女成群结队，击鼓吹萧，翩翩起舞。之后，全寨老少聚在箐林中，燃起篝火，将鸭煮熟，热腾腾地敬献给箐林和首先进入箐林的老人。三位老人虔诚地祈祷，希箐林和先人一如既往，保护全寨平安，不允许豺狼虎豹住在箐林，让子孙繁荣昌盛。依照古老的规矩，无论何时，人们都要尊重箐林，不允许砍伐树木、藤条，箐林的干柴也不允许拾捡回家。 

长角苗没有自己的文字，在当地，人们在祭祀或办婚礼和丧事时，沿用着一种古老的记事符号，这种符号只有寨老和极少数上了年纪的老人认识。据一位研究苗族文化的专家考证，这种古老的刻竹记事的“文字”，仅仅是文字的一种雏形，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文字。梭嘎寨的历史都是靠老人们的口碑和古苗歌才流传下来的。 

寨老熊振清从他祖父那里知道，这个寨子大约有200多年的历史。200多年前他们的先辈因战乱而被驱赶到此定居，梭嘎寨最初只有5户人家，现在已传至第十代。目前，全寨共97户人家，490人。200余年的历史脉络难以一一记叙，然而，当老人们吹起三眼萧，吟唱着古老的歌谣，悠悠的往事，仿佛一切历历在目。

四、有“殿下”气派的女人

梭嘎姑娘的头饰是由麻线、毛线、头发梳成，她们的“头发”长约3米，重约2公斤，平时收在柜子里，遇到节日和赶场天才拿出来戴上。梳头时，先扎上牛角形的木架，双角长约50厘米，佩戴时将长发缠在木架上，再用白头绳系紧。每次梳头约用1个小时。长角苗的姑娘大多身材矮小，硕大的头饰顶在头上，颇有些“殿下”的气派。梳头是姑娘们从小练就的本领，她们只在赶场天或是跳花坡时才会去麻烦熊家嫂。 

我们在寨子里住了几天以后，长角苗族女人即使不戴头饰，我们仍能从人群中一眼认出她们，这是因为她们与众不同的行走姿势。她们在走路时，上身挺立，双手随臀部有节奏地左右摆动，极富韵味。独特的走姿与她们常年在山路上背水，需保持身体平衡有很大关系。 

梭嘎寨由于地处高山，水源匮乏，全村的生活用水仅靠一口井，每年有3个月涸水期，村里人只能到几里外的山下取水，全寨人的用水都靠女人们一桶桶地背。硕大的圆木桶可装百多斤水，让人惊奇的是女人们仅靠一根麻绳套在桶上，在腰间垫个草垫，背着水在陡峭的山路上，如常人行走平地一般，水竟一滴也不会洒出。 

女人们每天忙里忙外，从没有歇的时候。杨明芬结婚已有两年，婆家和娘家都在一个村里。遇上母亲外出走亲戚，她则要回娘家帮忙。天不亮，她已

出门背水，婆家的水缸刚满，又要回娘家背水，做早饭。匆匆忙忙吃几口饭，又和妹妹去收麻、晒麻。回家后，马上又操起蜡刀，边画蜡边指点妹妹染布。忙中偷闲地还要跑回婆家去背几篓农田肥，百十斤重的背篓在她眼中几乎算不上什么。夜深时分，她先要帮着娘家推几圈磨，才回婆家。 

在杨明芬眼中，寨子里的哪个女人都一样，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在她看来最快乐的事是带妹妹去赶集。这一天，她们早早起身，翻出压在箱底的麻布衣裳穿上，然后等熊家嫂嫂梳头。从村里到乡场要走两个小时路程，一路上姐妹几个有说有笑，明芬向两个妹妹传授“要饼干”的窍门。“要饼干”是长角苗族姑娘、小伙表达爱情的一种方式，乡场上，姑娘会主动上前挡住她相识的小伙子，讨要饼干，谁要的饼干多就证明谁的姻缘好，追求的小伙子多。据杨明芬讲，以前的姑娘是要项圈，要草鞋，而现在，一元钱一包的饼干是送给姑娘最好的礼物。

五、在传统与现实之间

多少年以来，梭嘎村民自成一体，与外界极少交往。寨老熊振清还记得，当他们第一次去外乡赶集时，因为语言不通，无法交流，村民们甚至为一只鸡能换一根蜡烛而欣喜苦狂。 

随着公路的开通，梭嘎迎来许多慕名前往者。梭嘎寨古老的石头营盘，木制纺车，以及姑娘们精湛的画蜡技艺使外来客们惊叹不已，而梭嘎山寨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也渐渐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王仙是我们见到的唯一身穿汉家服饰的女人，也是全寨唯一用扁担挑水的女人。她告诉我们，“我不喜欢戴角，也不喜欢穿民族衣服，干活时不方便。”她的同胞姐妹对王仙的举动不理解，杨明芬就说，“不穿画蜡的衣服，有人笑，不好。” 

1995年5月，由贵州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嘉琪、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刊主编苏东海研究员、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理事、挪威博物馆学杂志主编苏翰杰斯特龙先生等专家组成的科研课题组到梭嘎考察，对在梭嘎建立生态博物馆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后，曾就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碰撞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 

苏东海先生认为，我们在梭嘎常见女孩子们在家门口画蜡，一画就是七、八年，她们的审美情趣都贯注在这些画布上，梭嘎姑娘的衣服就是一种艺术珍品，但她们都没有上学。建立生态博物馆，首先要唤起她们对自己文化的自豪感，要让女孩子们上学，获得现代文化知识，在开阔眼界的同时，提高她们保存自己文化的自觉性。 

而杰斯特龙先生认为：应该尽量保存传统文化，延缓现代工业文明对该社区原有文化的侵蚀。原来长角苗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的文化是什么，以后怎样发展，都应该完整地保存下来，使他们本身作为文化的载体发展下去。他们有很多好的东西，比如他们的婚姻，光是求婚仪式就是好几个小时，很隆重，很有文化色彩。这种独特的文化一旦与现代工业混合，异彩将被淹没，失掉了在世界多元文化之林中独特的价值。他们应该有足够的空间和权力在自己本民族化遗产的基础之上，创造自己的未来。 

课题小组的专家们从梭嘎的自然环境、历史、经济、文化、宗教、管理等方面进行考察后认为，梭嘎村寨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经济状况和精神生活，仍然保存在一种比较完整的文化生态中，这是一个难得的活生生的文化群体。尤其可贵的是长角苗族在全世界只有这个社区的4000多人。因此，这个文化群体已经成为全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有很高的保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