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在我国的传统中是一个很受老百姓重视的节日，它和春节、中秋节并称为三大节日，是春夏季节最重大的日子。
　　就现实内涵来说，端午节主要的指向为两点：一是生产的节奏规定。自春耕以来，人们经过了两个月的紧张劳作，体力精力都急需补充和放松，而绵长的夏季，不仅是食物短缺的季节，也是需要劳作的季节，因而要熬过苦夏，人们需要一个节日来休养生息、放松精神。这体现的是一种民间的生产节奏需求。二是保卫生命的需求。在冬春季节，传染病的威胁并不大，但到了农历五月，炎炎夏日来临，正是各种肠胃病的高发期，野外生长的植物被虫卵污染，再不能随手入口，需要一个特定的日子来做标记和分界，因而端午又称为瘟神撒药的日子，入口的食物要小心，尤其是野菜类。
　　顺带说明，农业时代由于耕地的宝贵，蔬菜种植较少，野菜是最大的补充。这从枟诗经枠中大量采集野菜的歌谣中可以得到印证。由于夏季肠胃病的高发和瘟疫的流行，人们产生了禁忌，也需要确立一个标记性的日子来强化这一禁忌，这个日子要在夏至前后，完成春季生产之后，于是端午节应现实需要而成立。
　　就精神内涵来说，时间选定五月五日也并非偶然。它来源于人们对数字和对称的认知。只要稍加留意我们就会发现，传统的节日多为单数，正月正，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都是单数重合日，这一是便于记忆，二是认知的结果。因为健康的人四肢是对称的，是偶数，生活中夫妻的结合是偶数的，因而形成双双对对的喜庆观念。由此来认识数字，确立偶数是吉利的、奇数是凶恶的意识，吉利的月份可以平安顺利度过，无“关”无“节”，或是只有形而下的庆祝性节日。但奇月不行，它是凶月，有难以通过的结节，非特殊仪式不足以保平安。所以在本意上，节日是难以正常度过的日子，如同植物的“节”。
　　五，是从一到九中间的数字，九五都是凶中之凶，非大命之人无法消受，故帝王的天命被称为“九五之尊”。五五相逢，最凶不过，因此古代甚至有五月的新生儿被弃养即“五月子不举”之弃婴习俗，曾殃及晏子。于是五月五被选中作为这个“节”
　　日并确定下来。由此端午节最主要的文化内涵已经明了———一是现实的，保卫生命，恢复体力；二是精神的，祛除瘟神，渡过难关。因此端午节是一个有生命母题的文化节，一个积极养生的健康节、卫生节。
　　明确了内涵，外在形式的创造就顺理成章了。每一个端午的举措，哪怕是一针一线的细节，都有了保卫生命的神圣意义。
　　在所有的生命中，儿童的生命最脆弱。古代儿童的夭亡率难以想象，人们甚至创造了无数的神灵来保卫婴儿，创造了无数“小讨债鬼”的故事来安慰失去孩子的父母。因而儿童手腕上要拴五色丝线，替父母拴住孩子。成人也受到威胁，因此要饮雄黄酒，房檐上要插柳条和艾草伪装，让瘟神找不到，到了也近不了前。端午节特有的佩饰则是葫芦和荷包，两者都是装香料和药及酒的容器，类似家用药箱。
　　端午节小的活动是采集柳条和艾草，这多由少年和儿童完成。大的集体活动则是龙舟赛。
　　赛龙舟因为和大诗人屈原相联系而广为人知，实际上，这是再生态累加的文化意义。原初的意义则是送瘟神，送走一切威胁生命的不吉祥的邪祟。本人曾在浙江农村搞民俗调查，谈到五月五赛龙舟，老人甚是明了：端午当天全村各家男人起大早，点上香在屋内各个角落熏，院子里转一圈，然后飞跑到小码头，村子的小船早备好，各家香火收齐后立即开船，锣鼓齐鸣，生怕落在后面。船开到大江里，就把香丢下去，然后偃旗息鼓悄悄回来。使用同一条河道的船都争先恐后，怕前头船上的瘟气传到自己船上来，如果落后了就要拼命赶。对此，我们不难联想到赛龙舟的原动力之所在。
　　至于吃粽子等原本不关大局，只是抛几个在江河里安顿一下刚刚送走的瘟神，使其忙于吃美味而忘记来船，在它们抢食的时间里，送瘟神的船悄悄地溜了，免得它再跟船回来，人也改善一下口味。但在食物匮乏的时代，能吃上带有竹叶香，软糯清香的粽子自是余香满口，难以忘怀了。
　　在我国众多的传统民间节日中，外在形式最丰富的可以说是端午，几乎可以和春节相比。尤其是龙舟，因是一村一船，带有明显的群体性，端午第一船成为骄傲，被村民传讲。于是，生命得到保卫，心灵得到慰藉，群体得到融洽，完全符合多数人的价值取向。因而民间主动而积极，家家统一行动，往往十多天前就准备了。
　　抛开其中一些细小观念不说，端午节的积极意义也是明晰积极的，它体现了米兰·昆德拉所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依从每个人的意愿，在严肃的意义支撑下形成了悦众悦己的大众文化节日，被巩固、被传承，一切外在的表现真正成了有意味有内涵的形式，而丰富的形式又给了端午节无穷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