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送瘟神习俗


端午节送瘟神习俗

  毛泽东赋有《送瘟神》七律两首,第一首是:“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第二首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毛主席《送瘟神》的律诗,描述的就是我国民间各地流行的送瘟神习俗。

  送瘟神习俗也就是送走人们厌恶的“瘟神”,这种习俗有历史渊源,也包含着不同的民俗禁忌。这种禁忌、祭祀一般在每年的五月五日举行。

  神与人一样也有善恶之分,在许多的恶神之中,瘟神是人人憎恨的“眼中钉”。由于古代烈性极强、传染性极快的瘟疫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所以人们对传播这些疾病的恶鬼深恶痛绝。

  不过,由这些恶鬼充当的瘟神历代有不同的说法,也就是说,瘟神这一职位历代不断更换。

  传说中,第一代瘟神由颛顼帝的三个儿子充当,《搜神记》卷一六记载:“昔颛顼氏有三子,死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疟鬼;一居若水,为魍魉鬼;一居人宫室,善惊人小儿,为小鬼。于是,正岁命方相氏,帅肆傩以驱疫鬼。”这就是说,颛顼氏的三个儿子都干了瘟疫鬼这同一差事,他们分布在不同的地方,行凶作乱,给人们制造了不少麻烦,成为驱逐遣送的对象。晋代以后,隋唐时民间有以赵等为五瘟神之说,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载,这五瘟是“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士贵、总管中瘟史文业”,他们分别“身披无色袍,各执一物:一人执勺子并罐子,一人执皮袋并剑,一人执扇,一人执锤,一人执火壶”。当年,隋炀帝觉得对他们毫无办法,于是将他们封为将军,五月五日作为规定的祭祀时间。后来,道教将这五瘟神作为匡复真人的部将,这样,五瘟神就归入了道教的神系。

  隋唐期间,继续沿承五月五日祭祀五大瘟神的风俗。五月仲夏,既湿又热,是疾病最容易传播的季节,因此民间于此时祭祀瘟神,意在减免病灾的流行。这种风俗直到宋朝还断断续续地在个别地方流传着。洪迈《夷坚三志补》说:“长沙土俗,率以五月迎南北两庙瘟神之像,设长杠舆几三丈,奉土偶于中。恶少年奇容异服,各执其物,簇列环绕,巡行街市。竟则分布坊陌,日严香火之荐,谓之大伯子。至于中秋,则装饰鬼社送之还。”

  由此可见,祭祀瘟神的群众性活动不仅经常进行,而且还格外隆重。参加人员大都是有胆量的恶少年,他们也得脸上涂抹了颜料,穿着怪衣服,以便与凶神恶煞相抗衡。瘟神不好打发,除了供奉香火外,还要筹集部分经费放到他们的腰包里送他们上路。

  宋朝,又有一名叫张大王的被推上了瘟神的位子。这个张大王也有人说就是春瘟张元伯。据《夷坚志补》中记载,他做了一件惩治恶人的事。陈唐、陈霆兄弟作恶多端危害乡里,张大王就让他俩七窍流血而死,不仅如此,他还让陈家一家老小全部染上大病,连家属奴仆,往来亲友,以及由家人请来置办丧事的二尼一巫也不放过,一共治死了二十多人。这种处罚未免太残忍了,但瘟神毕竟是瘟神,只有这样做才显出其凶恶的本性。到了明清瘟神的位子变更了,吕岳一跃成为主瘟大帝,掌管瘟部六神,然而,各地的信仰并非完全统一,如西藏的风俗又以牛魔王为瘟神,阴历二月十九这一天是举行送瘟神仪式的特殊节日。而河北武安等地则称瘟神为“瘟元帅”,也有称“温元帅”者。

  根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记载的张居仁之说,瘟神是“行病者,乃天之降疾,无法而治之”,所以,人们对付瘟神的策略只能是遣送,也就是想办法打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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