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实行宵禁，夜禁鼓一响，便禁止出行，“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衡茫茫空有月”，“犯夜”要受处罚。唐代宵禁虽严，但是元宵节前后几日内，却特许弛禁三天，放三夜花灯，称之为“放夜”。据《太平御览》引唐人韦述《两京新记》：“惟正月十五日夜，救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当此之时，“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崔液《上元夜六首》），“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荤隘通衙”（李商隐《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欢》），于是“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着词声”（张枯《正月十五夜灯》）。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无不走出坊门，夜游观赏那争奇斗艳的各式花灯，以致车不能掉头，人难以转身。《雍洛灵异小录》记载：“唐朝正月十五夜……灯明如昼，山棚高百余尺，神龙以后，复加装饰，士女无不夜游，车马塞路。”甚至有的人被挤得悬空而起，“有足不镊地浮行数十步者”。唐代出现这种灯节盛况与当时生产力发达、社会富庶的经济基础是分不开的，加之都城长安人口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富庶的封建经济使奢靡的社会风俗得以发展，加之封建统治者的提倡，更使元宵节盛况空前。唐初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对元宵放灯尚未大力提倡。据《旧唐书·中宗本纪》记载：唐中宗李显景龙四年（710年）元宵节观灯还是偕皇后微服出行，并借踏月赏灯机会巡幸大臣萧至忠、韦安石及长宁公主家。但此后不久，就奢侈之风大盛。《朝野金载》记载：睿宗先天二年（713年，即玄宗开元元年）正月十五、十六、十七日，在安福门外做一巨型灯轮，高达二十丈，上边缠绕五颜六色的丝绸锦缎，用黄金白银作装饰，灯轮悬挂花灯五万盏，如同五彩缤纷、霞光万道的花树一般。同时，让“宫女数千人，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在灯轮下轻歌曼舞，还从长安万年县选少女妇人千余人，在灯轮下踏歌三日。当时洛阳盛况是“他乡月夜人，相伴看灯轮。光随九华出，影共百枝新”，以致“歌钟盛百里，车马沸南邻”（韩仲宣《上元夜效小庚体同用春字》），“月下多游骑，灯前绕看人，欢乐无穷已，歌舞达明晨”
　　（崔知贤《上元夜效小庚体同用春字》）。《荤下岁时记》还记载：

　　唐睿宗上安福门观灯，让太常作乐歌，宫女歌舞，朝士中能文者填写踏歌词，踏歌“声调入云”。当这种元宵观灯的奢靡之风刚刚抬头时，就有人谏阻反对。《新唐书·严挺之传》记载：先天二年（713年）正月，太上皇唐睿宗燃千灯，弛门禁，大御宴，在安福门观灯“昼夜不息，阅月未止”。严挺之就上疏规谏，他认为这样“暴衣冠、罗伎乐、杂郑卫之音，纵倡优之玩”，宜“深戒慎行”。
　　因为如此奢侈大闹灯火，导致并加剧了“府县里间，苛赋严苟，呼磋道路”，使一些贪官污吏乘机扰民，甚至会“坏家产，营百戏，扰方春之业。欲同其乐，反而遗其患”。他还陈奏元宵节大张灯火有五不可行，言辞甚切！看来当时皇帝为了娱乐，确实给人民带来了一定的灾难。但是，唐玄宗初即帝位，不好阻拦他的父亲太上皇，况且，他自己也是一位风流天子，元宵灯火更是盛况空前。
　　唐睿宗制作灯轮，唐玄宗更胜一筹，出现了“灯树”、“灯楼”，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唐玄宗在兴庆宫有两座名楼，一是勤政务本楼，一是花尊相辉楼。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唐明皇（玄宗）每年上元节，至勤政楼观灯作乐，“遣宫女于楼前缚架，出眺歌舞以娱之”。郑处诲《明皇杂录》、韩鄂《岁华纪丽》及《灯影记》等书记载：唐玄宗时，南方工匠毛顺，善于巧思设计，以增采结为灯楼。这座灯楼广达二十间，高达一百五十尺，灯楼上悬挂着珠玉、金银穗，微风吹来，金玉铮铮作响。灯上又绘龙凤虎豹，呈腾跃之状，栩栩如生。整个灯楼设计构造可谓巧夺天工！
　　除灯楼之外，唐玄宗还在东都“大陈灯影，设庭燎，自禁中至于殿廷，皆设蜡炬连属不绝”。既然皇帝提倡，就会上行下效。皇亲国戚也竞相夸富斗奇，灯火设计，各尽巧思。五代后周时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杨贵妃之兄权相杨国忠的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红烛，围于左右”。而杨贵妃的大姐韩国夫人更是别出心裁，制作“百枝灯树”，高达八十尺，将其“树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光明夺目也”。民间花灯也是花样层出不穷，长安城中彻夜辉煌如昼。苏味道在《正月十五夜》诗序中写道：“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火之会，金吾弛禁，贵戚及下里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骄闻，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士皆赋诗一纪其事。”苏味道所述的还是中宗神龙年间之事，到了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景况更盛了。苏味道有一首诗是这样描写上元夜的：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骑皆稚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这首诗把唐代元宵夜灯火盛况和游人兴致描述得淋漓尽致。唐代长安不仅花灯品种繁多，而且在灯光下有乐舞百戏。
　　成千上万的宫女及民间少女在辉煌如昼的灯火下边歌边舞，这些歌舞有的叫“行歌”，有的称“踏歌”。如前所述，唐玄宗年间曾让宫女及从万年县选来的民女在灯光下踏歌。这些歌女们一副花冠、一巾霞破皆值万钱，甚至装饰一名踏歌伎女也要花三百贯，并且在勤政务本楼和花粤相辉楼前建造“灯楼”，“遣宫女楼前歌舞以娱之”。据《明皇杂录》记载：唐玄宗在东都洛阳“大酩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县令刺史率其声乐来赴阀”，还让这些声乐歌舞队比胜负，进行赏罚。当时河内郡郡守令乐工数百人坐在牛车上，皆身穿锦绣，连挽车的牛都蒙披虎皮，或者装饰成犀象形状。在长安，唐玄宗设宴勤政务本楼，“金吾及四军士兵，列明阵仗，盛列旗帜，皆皮黄金甲，衣短绣袍，太常陈乐”。有时让“府县教坊，大陈山车旱船，寻撞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又令本宫女数百，饰以珠翠，衣以锦绣，自帷中出”。然后箫韶齐秦，钟鼓齐鸣，“击鼓为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又列大象、犀牛人场，或拜舞，动中音律”。在这种元宵夜灯火辉煌、载歌载舞之时，文人献踏歌词，吟诗作赋，倍添雅兴。唐代诗人张说《十五日夜御前口号踏歌词》，就生动描述了兴庆宫前观灯歌舞的盛况：
　　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
　　龙街火树千重焰，鸡踏莲花万岁春。
　　帝宫三五戏春台，行雨流风莫妒来。
　　西域灯轮千影树，东华金阀万重开。
　　当时，这种御前所献的踏歌词很多，不多赘述。在唐代，不仅京师长安、东都洛阳元宵节十分热闹，全国城乡也都很隆重。
　　羊士愕《上元日观州民燃灯张乐》写道：“山郭通衙隘，瑶坛紫府深。灯花助春意，舞缓识欢心。”看来州县山区也是如此。白居易描写杭州的《正月十五夜月》写道：“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无妨思帝里，不合厌杭州。”诗人甚至把杭州元宵节之盛与京师并提了。“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张枯《正月十五日夜灯》）这优美的民间舞蹈、悠扬动听的歌声，伴随着唐代人度过了欢乐的节日之夜。在元宵节的风俗影响下，唐代日常照明的灯烛也出现了新花样。一些王公贵族用木雕成侍脾形象的灯架，称之为“灯脾”。《开元天宝遗事》就记载有：“宁王宫中，每夜于帐前罗木雕矮脾，饰以彩绘，各执华灯，自昏达旦，故名之为灯蟀。”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也不断发现汉唐花样别致的古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