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流传了将近四千年。几乎从有酒开始，这条历史长河就是被承载在酒樽中流淌的。可以说，一部中国酒文化的历史，就是一部酒樽的进化史。

1962年9月的一天，山西大同右玉县大川村格外的炎热，一场大雨过后，忙于组织夏收的村党支部书记刘来天和一些嬉戏的儿童在断崖上发现：9件青铜器破土而出，像从庄稼地里冒出来一样，其中三件通体鎏金，经过大雨的洗涤，阳光下金光灿灿，熠熠生辉。

这样的酒樽，之前一般统称为奁。奁被认为是盛放梳妆用品的器具，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器物中就有一件漆奁，里面是梳妆用品和铜镜。收藏有此类器物的国内外博物馆，如美国弗利尔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也都依例把此类器物称为奁。

中国是一个酒文化发源甚早的国家，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世代广为流传。根据甲骨文的记载，殷代已能用曲作为糖化剂与酒化剂酿造香酒。到了汉代，制酒业有了更大的发展，汉代的《方言》与《说文》中所记的各种酒曲就近10种。汉代画像石生动的记录了酿酒的全过程。汉赋唐诗中提及的美酒就有一百多种。汉代酒具虽然没有商周种类丰富，但在材质上却出现了瓷、漆、玉等制作的酒器。就器型来说，最基本的酒具是樽、耳杯和勺。汉乐府歌辞《陇西行》中有“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生动的描写了农妇落落大方地招待客人的情景。这里讲的“清白各异樽”，就是指装着清酒和白酒形态各不相同的两种酒樽，即前面讲的桶形樽和盆形樽。

“金樽美酒斗十千”中的金樽，实际是鎏金的铜樽。荆州刺史刘弘墓中出土的玉樽和汉代王侯墓中出土的漆酒器，自然只能是博物馆和大收藏家手中才能有的藏品，然而普通收藏者是否也能涉足汉代酒具的收藏，亲自感受一下汉代的酒文化呢。汉代是一个尊崇厚葬的朝代，出土的陶明器很多。特别是汉代我国的铅釉技术已相当成熟。这种铅釉以铅的化合物为基本助熔剂，加入着色剂铜和铁，在700度左右的低温下烧成，呈现美丽晶莹的翠绿色。如果铁铜的成分多了，还会呈现黄褐色和棕红色，这就是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汉绿釉。这类明器，鲁迅、郑振铎先生当年就收藏过。

汉绿釉的樽、勺和耳杯，在地摊上随处可见，有的纹饰十分精美。我曾问过一些文博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博物馆为何不收此类器物，使其沦落到地摊上。答案是数量太多了，收不胜收。汉代的陶制品，又是明器，上不了档次。我倒觉得这给民间收藏者一个很好的收藏机会。汉绿釉的酒具很有装饰性，更重要的是有很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我先后收藏了6个酒樽。一个无釉，施有彩绘，虽然颜色已退，但依然可以感受汉画像石那种高超的线描技艺；5个汉绿釉的樽，4个有高浮雕的图案，反映在汉代与匈奴的对抗中重视狩猎搏击，“耀威灵而讲武事”的狩猎场面。四座山峦，可以视为四岳，也可以看做是海上的蓬莱、方丈、瀛洲、壶梁四仙山。我做了几个拓片，人们可以从中领会秦汉美术善于夸张、富于想象，把神话世界和世俗生活融为一体的艺术风格。这实际就是几幅生动的汉代画卷。瑞兽、狩猎、神山，它既反映了全社会对英雄和武事的崇尚，又深蕴着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和祥瑞之物的想象。一个小小的樽盖，上面山峦起伏，错落有致，峰峦间点缀虎豹猿熊，甚至大象骆驼朱雀犀牛等祥瑞之物，这也是汉代统治者信奉西王母、东王公，推崇神仙学说，以求长生不老的观念，在世俗生活中的反映。

酒是个好东西，“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酒可以助情、助兴、助胆、助性、助诗、助画、助歌舞，可以浇愁言志，还可以助医，繁写的医字下面就是个酉字。酒也是个坏东西，据说商代的贵族因长期用含锡的青铜器饮酒，一个个都慢性金属中毒，失去了战斗力。西周青铜大器《大孟鼎》铭文中说，“率肆于酒，故丧师。”汉酒遗香，更是警醒，歌舞升平中，留一半醉，更要留十二分的清醒。

酒是充满了随意性的，四处流淌，可成就一段佳话，亦会酿造一场悲剧。而端正的酒樽，多少有些理智的象征。举杯之际，谨慎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