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重阳节俗基本承传中原，同时也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普遍性节俗与地区性特有节俗。
　　广东位于南岭之南，上古时并不归于中原政权管辖，其土著称越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将任囂率秦军平定岭南，建立政权，设置南海、桂林、象等三郡，当时南海郡郡治在番禺（今广州）。中原文化随之进入南粤大地。不久，任囂病死，另一位秦将赵佗继任郡尉。约在刘邦在中原创立汉朝之时，赵佗割据岭南，建南越国，定都番禺，其王城在今广州中山四路以北、旧仓巷以西一带，近年发掘出南越国宫苑遗址。
　　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冬，汉武帝灭南越国，在南越国故地分设了南海、苍梧、郁林等九郡，岭南地区从此直接归中央政府统一管辖。
　　上文说过，重阳节的起源在中原，广东的重阳节俗是北方汉人带过来的。
　　历史上，曾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中原文化随之进入岭南，与南越文化相互融合，并逐渐成为岭南大地的主导文化。
　　第一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在秦代。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随后“谪徙民五十万戍岭南”，“屯垦戍边，与越人杂处”。数年后，朝廷“又以女无夫家者万五千人予南越”。这数十万男男女女连同先前南下平定岭南的数十万秦军将士，其数量可能占到当时岭南人口总数的一半，为以后岭南的发展和向文明社会的迈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过那时中原还没有重阳节，南迁的北人自然不可能给岭南带来重阳节俗。
　　第二次在东汉末期。
　　东汉光和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随后军阀混战，中原大乱。百姓死者无算，四出逃亡，而岭南地区大致安定，于是不少中原士人与百姓南逃以避战祸。这个时期，重阳节俗在中原地区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在民间并不普遍，更不是什么大节，因而也不会给岭南大地带来重阳节俗。
　　第三次在两晋南北朝时期。
　　西晋是一个混乱的王朝。军阀间连年混战，人民死亡枕籍，各地又发生了自然灾害，老百姓四出逃亡。《晋书·食货志》载：“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这时岭南相对北方来说安定得多，吸引了大批中原士族与平民为躲避战祸南迁而来。他们构成了今日广东客家人的主体，是广东出现“客家人”的历史源由。此次北人迁徙余波一直廷续到南朝，时间长达近300年。元·大德《南海志·户口》载：“广州为岭南一都会……大抵建安东晋永嘉之际至唐，中州人士避地入广者众，由是风俗革变，人民繁庶。”明·黄佐《广东通志》称：“自汉末建安至于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中州。”（永嘉年，公元307－313）1954年10月，在广州西村孖岗的一座西晋古墓中发掘出一块西晋年代砖刻，上书：“永嘉世，九州荒（凶），如广州，平且康（丰）。”便是记载当年史实的一件重要物证。
　　两晋南北朝时期，重阳节逐渐流行于长江南北，各种节俗已基本形成。中原的重阳节，在这时期随着南迁的北人进入岭南大地。但进入岭南的北方灾民长期处于相当艰苦的生存状态，颠沛流离，筚路蓝缕，在恶劣环境中开荒创业，大概没有什么心情过重阳节。哪怕有个别家庭或家族遵循在故乡之例过重阳节，也不会成为整个地区的习俗。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重阳节虽已流行于长江南北，但其地域主要在中原及其南面的湖北一带，而当年因有南岭阻隔，岭南与中原之间交通非常艰难，处于相当闭塞的状态，当时北人进入岭南，主要经浙江福建一带，那个地区当时还未十分流行重阳节俗。因而在流传下来的文献史籍中，包括相关的正史《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编年史《资治通鉴》及笔记体文献如晋·刘欣期《交州记》、晋顾微笔记《广州记》、晋·沈怀远《南越志》、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南朝宋·王韶之《始兴记》等等，都找不到当时广东地区有过重阳节的记载。
　　隋统一全国，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三十余年而亡，为唐取代。唐开元四年（716）冬，名相张九龄征发民工，开拓大庾岭（南雄大梅关，今广东与江西交界处），在岭上修筑新路，将原来“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的“人苦峻极”的大梅关辟成“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输转为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之路（张九龄《开大庾岭记》），自此后岭南地区与中原交通较前大为便利，民间交往和人口迁移大大增加，广东地区重阳节俗的逐渐形成，大概就在唐代，不过并不普遍，也不受重视。
　　正史《旧唐书》、《新唐书》，编年史《资治通鉴》、唐·李吉甫写于宪宗元和年间（806—820）的地理名著《元和郡县图志·岭南道》等文献都没有提到广东地域的重阳节。段公路为唐懿宗（860—874）时人，居广州时撰写了部《北户录》（又名《北户杂录》，“北户”
　　指南方边远地区），“载岭南风土，颇为赅备”，“叙述典雅，掌故可稽”（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语），也没有提到重阳节。刘恂（公元889—904年任职广州司马。司马是刺史的佐官）在唐代末期所撰《岭表录异》，才首次提及广州人在重阳节登越秀山的习俗，文曰：“越井岗岗头有古台基址，连帅李毗于遗址上构亭，郑公愚又加崇饰，今在悟性寺后，郡人呼为越王台。相传尉陀曾张乐于此。故老云，旧皆夹道栽菊，黄花迤逦。为九日登高之所。”唐代文人写重阳节，往往直称为“九日”（后世诗文亦多如此，称“九日”即指重阳日），“为九日登高之所”即是说这是广州州人在重阳日登高揽胜之地。可见当年登高已是重阳节俗。
　　《岭表录异》又载：“岭表所重之节，腊一，伏二，冬三，年四。”没有提重阳。唐代时，重阳在中原是非常受重视的传统节日，在岭表却非所重之节。过节主要在州城，唐代广州北城墙在今越华路南侧高坡上，人们登的是州城外北面的越秀山。当年越秀山属城郊地，草木繁茂，平时游人不多。下面几首唐人咏粤秀山的诗作，可以让我们遥想当年风景。
　　越井冈头松柏老，越王台上生秋草。草木多年无子孙，牛羊践踏成官道。
　　崔子向《题越王台》
　　独立阳台望广州，更添羁客异乡愁。晚潮未至早潮落，井邑暂依沙上头。
　　刘言史《越井台望》
　　江上粤王台，登高望几回。南溟天外合，北户日边开。地湿烟尝起，山青雨半来。
　　冬花采卢橘，夏果摘杨梅。迹类虞翻枉，人非贾谊才。归心不可度，白发重相催。
　　宋之问《登粤王台》
　　月沉高岫宿云开，万里归心独上来。河畔雪飞杨子宅，海边花盛越王台。
　　泷分桂岭鱼难过，障近衡峰雁却回。乡信渐稀人渐老，只应频看北枝梅。
　　许浑《登越王台》
　　海雨洗尘埃，月从空碧来。水光笼草树，练影挂楼台。
　　皓曜迷鲸目，晶莹失蚌胎。宵分凭槛望，应合见蓬莱。
　　李群玉《中秋越台看月》
　　南越千年事，兴怀一旦来。歌钟非旧俗，烟月有层台。北望人何在，东流水不回。
　　吹窗风杂瘴，沾槛雨经梅。壮气曾难揖，空名信可哀。不堪登览处，花落与花开。
　　黄滔《广州试越台怀古》
　　忆归休上越王台，归思临高不易裁。为客正当无雁处，故园谁道有书来。
　　城头鼓角催寒尽，海里残潮荡月回。心似百花开未得，年年花发被春催。
　　曹松《登越台歌舞冈》
　　公元907年唐亡，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公元917年，刘龚割据岭南，建南汉国，定都广州（当时改称兴王府）。承前朝习俗，重阳节时，刘王亦登越秀山应节。
　　刘汉王朝在历史上以奢侈著称。当时古越王台（约在今越秀山孙中山纪念碑所在山岗）仅残留台基，刘岩下令从山下铺砌一条通往山顶的磴道（石台阶），两旁种植金菊、芙蓉，称为“呼銮道”。君臣在此饮宴游乐。
　　清道光《白云粤秀二山合志》载：“越王台，南汉（刘）龚叠石为道，名曰‘呼銮道’，旁栽金菊、芙蓉，与群臣游宴，故又曰‘游台’。”
　　清《番禺县志》载：“越秀山……在城内正北，耸拔二十余丈，上有越王台故址……刘时夹道栽花、建楼观于其上，为九日登高游。”
　　清《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广州府部》：“越秀山，按县志，会城主山，在城内稍北。
　　上有越王台……刘龚时夹道栽花作台观，为九日登高之所。”
　　“为九日登高游”，“为九日登高之所”都是说刘王君臣在重阳节时登此游乐。清·陈坤《岭南杂事诗钞》咏：“当年岭表霸图开，辜负中原逐鹿才。博得姓名儿女识，踏青争上越王台。”以刘王的霸道，州人在重阳节是不会被允许登越王台的，老百姓只能登越秀山的其他山岗。
　　南汉国时跟唐末时一样，重阳节在岭南还不是一个具普遍性的节日，过节的地区主要是岭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广州城。州城一带中原人及其后裔相对集中，人口稠密，容易承袭中州俗例，形成一定的过节气氛。
　　公元917年，南汉国为宋所灭。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入北宋国都开封，北宋亡。
　　次年（1127），宋高宗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后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在这段中原大战乱期间，北方人民，包括江南一带百姓，纷纷南逃以避战祸，形成第四次北人南迁大潮。不少人进入了广东地区。人口的增加和先进生产力的传入，加速了广东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珠江三角洲的开发。
　　两宋时北人南迁，跟唐前期以前所走路径不同，主要是经由唐开元四年（716）冬张九龄开拓的大庾岭路入广东南雄珠玑巷，然后沿浈水、北江南下，所谓“下浈水者十七八焉”（余靖《浈水馆记》。“十七八”即十之七八）。他们沿着北江等水运交通线到达广州及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并入籍当地。
　　南宋中期，南方逐步稳定。这时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已经接近或赶上了中原地区，并确立了以广州文化为核心的广府文化在岭南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岭南地区的越族已基本汉化，在人口构成中，汉族人口已占90％以上。这都与两宋时大量北人南迁密切相关。
　　中原民众的大量涌入，岭南地区的基本汉化，促进了两宋时期重阳节俗在广东地区的传播，过重阳节的地域较唐五代时大为扩大。
　　广州城北面的越秀山是广州府城一带人们的重阳登高地，城中的六榕塔、光塔也是州人的登高揽胜处。
　　惠州府附郭归善县之登高亭，龙川县北白云岩、海丰县龙山均是邑人重阳登高处。
　　明《永乐大典》引《惠州府志》载：“白云岩，在广东惠州府龙川县北十里整山之阳。
　　绍兴十七年九月九日，郡守韩京率僚属龙川县尉楚佺等登高，于此留题石壁云：‘良辰寻胜到禅关，尽日澄怀水石间。白酒黄花聊自若，盛游何必羡龙山’。”（南宋绍兴十七年即公元1147年）。
　　清雍正《古今图书集成·惠州府部》载：“海丰县。龙山，去东保嶂二里，偃蹇蜿蜒，阨于龙津水口。顶有石刻云：宋嘉定己卯九月九日，卢少英、黄澄清率同官五人泛菊酒于此，背有‘龙山’二字。”（南宋嘉定己卯年即公元1219年）又载：“归善县（附郭），登高亭，在县北登高镇，宋建。邑人重九登高于此。今废。”
　　高州人重阳节登宝山。清雍正《古今图书集成·高州府部·山川考》引《广东通志》
　　载：“宝山，在郡城北二里，旧电白县后。秀丽特立。宋绍兴间，郡守赵宾创登高亭，植松于上，为一郡登临之胜。亭废。下有电白县学旧址。山之形势，如圆珠，故名。”（“绍兴”为南宋高宗年号，公元1131—1162年）肇庆府阳江县东山为县治近郊风景区，今山上尚存摩崖石刻，其中之一乃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南恩州事张登于辛巳（1161）重阳日在石壁上镌刻的《熙春亭诗》。可知此地当年为邑人重阳登高处。
　　肇庆府封川县治北有登高山，“岁九日，官属于此登高。宋嘉熙年间（1237-1240），知州黄克宽构亭其上。……望云台，在登高山。宋州守曹觐筑以寄思亲之意。”（清雍正《古今图书集成·肇庆府部》引《封川县志》）可知此地亦为宋人重阳登高处。
　　既然位于广东中部的广州、东部的惠州、西部、西南部的高州、肇庆，在宋代时都有重阳节俗，那么，两宋时期广东其他州府尤其是州府治所在的城镇，亦应有重阳节俗。可惜由于文献典籍的大量失佚，尤其是明代以前的广东地方志书已全部失佚（仅元代大德《南海志》幸存残本），以至今天已难找到两宋时广东地区过重阳节的更多资料。元代时广东地区有关重阳节的资料则几乎阙如（正史《元史》、《新元史》，地理总志《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大元大一统志》均没有记述，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笔记类文献没有记述，幸存的元大德《南海志》亦没有记述。元朝短祚，不足百年。且为外族统治，汉族传统节日不受重视，广东为南疆边陲之地，其民间节俗更不受重视，亦为另一重要原因）。但可以肯定，元代时广东地区的重阳节俗并没有中断，只是过节气氛可能不及宋代。
　　公元1368年，元亡，朱元璋建立明朝，随后统一了广东。翌年（1369），设立广东行省，结束了今天广东地区在明代以前隶属不同政区的分割状况，基本形成了广东省的轮廓，此后清代和民国都没有什么改变。
　　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分省、府、县三级。清代在省与府之间设“道”，但那只是监督机构，不构成政区（见《中国近现代政区沿革表》）。此外有州和厅。隶属于道的州和厅称直隶州、直隶厅，与府平行。隶属于府的州和厅称散州、散厅，与县平行。县下设里社制和保甲制。
　　明代广东辖十府（广州府、惠州府、潮州府、南雄府、韶州府、肇庆府，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琼州府）、一直隶州（罗定州）。统称广东十府一州。府、州下辖县，共77县。
　　清沿明制，部分府州县名与地域有变易，但不大。不详述。1965年，廉州划归广西壮族自治区；1988年，琼州建为海南省。不述。
　　明代，广东省属各州府基本上都已有重阳节俗。清代时，重阳节在广东成为具普遍性的传统大节，传播地域远大于以往任何朝代，过节气氛亦远盛于以往任何朝代。重阳节俗在各州府大致相同，某些地区则有其独特节俗。
　　综合性权威史籍（正史、编年史、会典、会要等）对地方民俗往往略而不述或语焉不详，记述地方民俗主要的是地方典籍，如当地人写的笔记、掌故、诗词等，尤其是专门记述当地事迹的地方志，是较为详细而真实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