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五霸七雄等诸侯国各自为政，一方面竞相发展生产，注重商品流通，一方面兼并弱小，掠夺土地和财富。特别是对大量技术工匠的掳掠占有和铁工具的推广应用，促进了各种手工业的交流提高。各方面竞争的成就对纺织材料、服装剪裁工艺和装饰艺术，也无不发生重大影响，从而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服饰局面和推陈出新的深衣服式。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河南襄邑的花锦，山东齐鲁的冰纨、绮、缟、文绣，风行全国，比普通绢帛的价格超出20多倍。南方吴越生产的细麻布，北方燕代生产的毛布、毡裘，西域羌胡族的细旃花罽（细密毛织物），楚国的大花纹刺绣、通幅大花纹织锦，无不精美绝伦。同时，周代往日“珠玉锦绣不鬻于市”的法规已被突破，这就促进了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中国服饰史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即便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所以“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剑，是当时的新兵器，贵族为示勇武兼用自卫，又必佩带一把镶金嵌玉的宝剑。腰间革带还流行各种带钩，彼此争巧，以至“宾客满堂视钩各异”。男女的帽，更引人注目，精致的用薄如蝉翼的轻纱,贵重的用黄金珠玉；形状有的如覆杯上耸,诗人屈原形容这种高冠“切云之崔嵬”。鞋，多用小鹿皮制作，或用丝缕、细草编成；南方多雨，还有通体涂漆，再用锦、绦饰面，底部有防滑齿结的漆履。冬天皮衣极重白狐裘，价值千金。女子爱用毛皮镶在袖口衣缘作出锋，还有半截式露指的薄质锦绣手套，无不异常美观。

春秋战国学术界“百家争鸣”的空气对当时文化学术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精美服饰的流行。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在形式上，值得注意的一是深衣,二是胡服。 深衣（图4）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其形制在《礼记·深衣》有详尽的记载，后世注家学者也有较多的研究。从马山楚墓出土实物观察，深衣是把以前各自独立的上衣、下裳合二为一，却又保持一分为二的界线,故上下不通缝、不通幅。最智巧的设计，是在两腋下腰缝与袖缝交界处各嵌入一片矩形面料，据研究可能就是《礼记》提到的“续衽钩边”的“衽”，其作用能使平面剪裁立体化，可以完美地表现人的体形，两袖也获得更大的展转运肘功能。所以古人称道深衣“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认为是一种完善服装。

中国服饰史据记载，深衣有4种不同名称：深衣、长衣、麻衣、中衣。从出土文物看，春秋战国时衣裳连属的服装较多，用处也广，有些可以看作深衣的变式。①河南信阳楚墓出土有木俑，袖口宽大下垂及膝，显得庄重，可能属于特定礼服类。②传河南洛阳金村韩墓出土有二舞女玉佩（图5）,穿曲裾衣，扬起一袖，腰身极细，垂发齐肩略上卷，大致是后来《史记》所说燕赵佳妙女子“揳鸣琴,蹑利屣,游媚公卿间”的典型装束。③湖南长沙仰天湖楚墓出土有彩绘木俑，着交领斜襟（曲裾）长衣和直襟（直裾）齐足长衣，其剪裁缝纫技巧考究，凡关系到人体活动较大部位多斜向开料，既便于活动，又能显示体态的美，是深衣在春秋战国末期的一种变化形式,曾是妇女的时装,对男装也有相当影响。 至于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有直领对襟的短袖“?衣”,样子和现代的女式短大衣差不多,到汉代也还流行。山西长子县和河北易县出土有木俑、青铜烛奴，着上下通裁通缝、两侧开衩很高的长衣，则与深衣剪裁制度全然不同,它自成体系,应是后世沿用数千年不废“袍”服的前身。

中国服饰史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胡服，指当时“胡人”的服饰，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衣长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由于中原上层人物惯于坐而论道，穿长衣视为特权，一旦弃长就短，不法古、不循礼，便成为改革大事。其衣制实与中原奴隶或其他劳动者短衣相类同，不过裤是连裆的。而从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实物看,当时内地已有绵袴，《说文》解作“胫衣”,前面连腰，棕红绣绢裤面，锦边小口裤脚，两侧附装饰绦带，与胡服之别尤在于后面开裆。至于衣长，山西侯马出土的人形陶范表明，齐膝的织绣花衣（其领襟曲折直下、腰间系丝绦、打蝴蝶结）已从西周演变过来，一般认为这就是已受胡人影响的装束。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猎人衣裤多扎得紧紧的，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襞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