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民歌是西藏民间文学中瑰丽的花，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较高的艺术性。

纵观西藏民歌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西藏民族社会历史、时代生活、风土人情以及文化艺术演变的基本概况。早在西藏文字出现以前，作为口头文学的民族形式，民歌已经在群众中广泛流传了。藏文产生和运用后，不仅促进了藏民族社会的进步和文化发展，民歌也因此被文人充分采用而得到丰富和发展。从发现的藏文文献中看，古代藏族人民的语言交流，常用民歌作为表达方式。

西藏民歌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本身的演变，依然具有可诵、可唱并能随歌伴舞的特点。按其结构和表达形式分，西藏民歌可分为“鲁”（亦称古如）和“谐”两大类。

“鲁体”民歌又分为“拉鲁”——山歌和“卓鲁”——牧歌。文人诗歌与“鲁体”民歌是相同的，西藏的佛教经文“措鲁”也近似于“鲁体”民歌。早在八世纪的时候就有文字记载，可以说是西藏民歌中最早的一种类型。“谐体”民歌品种较多。从地区划分，“堆谐”——流行于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康谐”——流行于昌都以东的藏区；“巴谐”——即巴塘弦子。从内容与形式上来分：“谐青”——颂歌，专在仪式、典礼上唱；“勒谐”——劳动的歌；“果谐”——圆圈舞；“达谐”——箭歌；“热谐”——铃鼓舞中唱的歌；“酉仓谐”——酒歌等等。

与其他民间文学样式比较起来，民歌更具有劳动人民的特点。从西藏民歌中，我们可以听到西藏人民发自内心的声音，可以看出群众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战争方面的思想见解和政治态度，并能了解到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基本愿望与要求。

揭露与歌颂，反对与追求，在藏族民歌中是比较突出的，这体现了藏族劳动人民对待整个社会的立场和态度。歌中除了反映他们对黑暗的不满与反抗外，有相当一部分表达了对新生活的渴望及对美丽的祖国、可爱的家乡的歌颂，甚至还指出了追求美好生活的必经之路。

藏族民歌中，情歌占很大比重。情歌的主题，虽是反映男女青年的自由爱慕，其实也揭露了维护封建农奴制度的礼教对婚姻自由的羁勒，更反映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旧制度造成的爱情悲剧和争取恋爱自由的斗争，甚至在统治阶级里也有。十七世纪末，六世达赖仓央加措的“情歌”，就是突出的例证。

西藏民歌在艺术手法上，和其它民族的民歌有着共同性，比如形象思维方法，比、兴手法的运用和朴素洗炼的语言等。所不同的是陈述方式和陈述对象，有它独到之处。下面，我们就西藏民歌中常用的五种艺术表现手法及其语言特色进行简单的分析。

比喻
藏族民歌之所以善于比喻，是因为民歌来自民众，人们通过日常的生活和劳动，接触了诸多事物，认清了它们的本质特征；在表达自己思想时，往往就联系起自己所熟悉的具体事物，用外在的事物来表达内在的思想感情。常用的喻体，有花草树木、飞禽走兽、日月星辰、山川河湖、风雨雷电，以至神佛鬼怪、历史人物等，在西藏民歌中，还经常接触到哈洛花、鹫鹰、杜鹃、巴桑星、皎月、甘露、雅鲁藏布、喜马拉雅、岗巴拉、羊卓雍湖、救度母、文成公主等，这些都是与生活的条件和环境有关。由于采用了生动有力的比喻，使民歌比其它民间文学作品更显得引人、易记、流传广泛。

拟人
藏文修辞法中称为“比拟饰”。拟人是根据想象，把事物（包括生物、非生物和抽象概念等）当作人类描写。西藏民歌中常用拟人手法，是藏族人民表达自己内心感情时惯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在劳动人民和其他阶层一些人中，拟人手法的运用，往往是由于处于无权地位，但内心又压抑着悲愤不满的怒火，便借助自然景物，来发泄情绪、寄托情思，实质上是对黑暗的旧势力和不公平的社会的批判和反抗。因此，确切的拟人，往往读后会受到强烈的感染，触景生情，这就是拟人艺术手法的力量所在。

夸张
藏文修辞手法称为“夸张饰”。西藏民歌使用夸张手法较多，它不是凭空胡想，而是在真实的基础上，对所表现的事物进行夸大的形容，使人读后感到既生动准确，又入情入理。

双关
藏文修辞法称为“合诠饰”。这种手法是利用民歌中词义或全歌含义，构成双重意义，即外表是一种意思，内里又是一种意思。藏族民歌中的双关手法，与汉语修辞学中的“双关”含义不尽相同。汉语中的“双关”多数是运用“语义”双关和“谐音”双关，而藏族民歌中的双关，一般是全歌意思上的双关。

联想
藏文修辞法称为“引伸饰”。这种艺术手法，是因物起兴，触景而发，由描写一事物而引起对它事物的联想，可起到歌能穷而意不尽的作用。

藏族民歌的艺术表现手法，除了上面列举的常见的五种之外，还有重叠、对偶、排比、幽默等其他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