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是关于人类的生存状态的理解。人，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动物，在于结成社会群体，运用文化规则来组织社会。因而，了解和掌握各个社会群体的特殊文化规则，就是这个学科的重点所在。文化规则既抽象，也十分具体。抽象，在于它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一套成文的规范手册，更多隐藏于人们的习俗惯例中；具体，则因为这套规则，无时无刻不体现在这个群体的每个成员的言行举止中，人们在自觉和不自觉中，都在既定的文化规则的指导下，进行着人类的生活。

1999年我到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进行社会调查，比之常规的“调查”工作来，我比较注意观察和分析一路上所见所闻的具体的人和事，并试图将其加以在更深的文化层次上加以解释，下面就是一个藏族婚姻和性道德观念的文化分析个案。

说话，或者叫交谈，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交流方式。交谈的内容，往往十分典型地体现着特定社会的基本规则。我在阿里地区首府狮泉河期间，就闹了个不大不小的笑话。离我住宿的招待所不远处，有一位藏族小伙子摆的货摊，我每次经过地摊时，总是互相打个招呼。这位红缨缠头的英俊青年，总是笑眯眯地很有人缘。

有一天，一位妇女带着自己可爱的孩子，也坐在摊位上，我逗了一会小孩，用藏语顺嘴问了句：“是你姐姐吧”？在拉萨藏语中，姐姐和老婆都可以叫做“阿佳”，事实上我从他俩的长相，已经判断出是姐弟俩，只不过找一个聊天话题而已。没想到这句话，惹出了麻烦。

第二天我经过时，小伙子站起来拦住我，一脸严肃地用生硬的汉语，吃力但很清楚地一个字、一个字告诉我：“是姐姐，不是老婆”，我才发现犯了忌讳。在阿里藏语方言中，“阿佳”专指妻子，几乎没有姐姐的意思，把姐姐误认为妻子，在藏族人看来是十分严重的事情，甚至可以看作是对对方的侮辱。好在我长期从事西藏社会文化的研究，很快找到了问题的症结，用藏汉两种语言，再加上手势比划，才把事情平息。

这是一起典型的文化冲突个案，之所以要专门讲一下，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与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时，切忌简单地套用本民族的文化惯例，在无意中伤害别人，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特别是在婚姻家庭构成规则，以及相应的性道德观念上，藏族同汉族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世界各民族中也显得比较独特，很容易引起好奇心和想当然的评判。许多读者可能对西藏的一妻多夫、一夫多妻，甚至父子共妻、母女共夫等多种奇特的婚姻现象，有所耳闻，事实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会是这样？结合上述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故事，在这里，给大家作些简单的介绍和说明。

藏族传统的婚姻规则，一是等级内婚，二是血缘外婚。等级内婚，是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制度，在婚姻上的反映。在封建农奴制时代，人们无一例外都必须遵从这一规则，通婚只能在同一等级内部进行。

农奴阶层的通婚范围，除受等级限制外，还受领主（即旧西藏的封建农奴主）归属的限制，特别是朗生（藏语意为“家里养的”，即农奴主的家内奴隶）阶层命运最为悲惨，他们甚至没有结婚的权力。农奴阶层原则上不能和自己领主管辖之外的农奴通婚，因为这样容易引起领主间的农奴所有权的纠纷，即使有少数不同领主之间的农奴通婚，也必须事先得到领主的同意，婚姻嫁娶首先要解决农奴主劳动力的补偿问题，嫁出或娶入要以相应的劳力作交换，婚姻才能成立；其子女归属，大多也按男孩归父亲方的领主所有，女孩归母亲方的领主所有来划分所有权。因而，农奴阶层的婚姻，不仅是在等级内进行，同时也在相对狭小的在地域范围内进行，人的一生大多被凝固在稳定的领主所辖的地区内。

各个不同阶层的农奴，其婚姻形态因其经济和社会地位而又略有不同。朗生阶层，因缺少起码的人身自由和独立的家庭生活，同一庄园的男妇朗生，两厢情愿，搬到一起住就算结婚，基本不举行任何婚姻仪式，也几乎不存在多偶婚姻；生育了子女后，领主的管家代表主人送一杯清油，以示祝贺，因为领主又有了接班的劳动力。不同庄园的朗生，原则上禁止通婚，在事实上也很少发生，因为朗生大多终年在领主庄园内干活，几无外出接触其他领主异性朗生的可能。

差巴户（领种农奴主差地，相应支差纳税的人，他们占旧西藏人口的大多数）因有相对独立的经济生活，其婚姻比较注重家庭利益，也加大了家庭对婚姻的干预成份，婚姻仪式相对隆重；为了增加劳动力和减少差役，多偶婚在这一阶层比较多，特别是一妻多夫制婚姻，其多偶又以兄弟共妻和姊妹共夫较多。西藏自然条件恶劣，家庭经济要良好运转，既需要农业提供粮食，也需要牧业提供酥油和肉食皮毛，要想过上好日子，还得有人从事工商业或打工赚钱，更别说农奴身上沉重的劳役、实物和现金的差税负担。兄弟两人甚至多人，共娶一位妻子，有人在家种地，有人外出支差，有人从事牧业，有人经商打工，对家庭经济的维持和富裕，自然是很有好处。姊妹共夫也是这个道理，大多是同胞姐妹共同聚一位上门女婿。

旧西藏地方政府和贵族以及寺庙的领主，对下属农奴征收的差税，大多是以户为计算单位，也就逼迫农奴家庭极力避免因为婚姻而造成的分家。一夫一妻制婚姻，容易造成兄弟姐妹因结婚而独立出去，那样既减少了差地数量，削弱了家庭经济实力，还会增加差税负担。西藏地方政府也不鼓励分家，如规定分家不能分差地等，以防止差巴户因为家庭分裂，从大户变成小户，相应承担差役的能力会随之减弱。所以，差巴户阶层较多采取多偶婚的形式，既是家庭经济合作的需要，更是阶级压迫制度的产物。

无论是多夫还是多妻的家庭，在社会关系和称谓上，大多仍以第一位配偶为准，这是为了不引起社会关系的混乱。多偶婚家庭的团结和维持，最重要的是多夫的“妻”和多妻的“夫”，能否有效地平衡成员间关系，特别是在性生活上，他或她，必须公平地对待每一位配偶。普遍的社会舆论，对多偶婚是采取赞扬的态度，也热心于评价这种家庭，但在实践上，多偶婚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爱情的排他性使得多偶婚不仅难以实现，而且也难于保持下去，许多都会中途解体。因而，多偶婚姻虽然在西藏的许多地方都存在，但从来都不是西藏社会的主流婚姻形式，更多的西藏人，一直采取的还是一夫一妻制婚姻。

堆穷（藏语意为“小户人家”，经济和社会地位，居于差巴和朗生之间，大多是手工艺匠人和流浪打工者）阶层流动性较大，家庭经济也较为贫穷，使其通婚的地域选择范围较广，没有太多的家庭利益干扰，也不大注重婚礼仪式，基本上以一夫一妻制婚姻为主，也很少实行多偶婚姻。

贵族农奴主阶层，为了保持其阶级地位，更是为了刻意强调他们血统上的高贵性，在婚姻上严格执行等级内婚的规则，讲究门当户对，因为比之个人的幸福来，更关注的是家族的荣耀和地位，联姻是加固和扩大家族地位的重要手段。此外，为了保持家庭的财产不被分散和社会地位不被弱化，贵族家庭也常采用一妻多夫制婚姻形式。

婚姻作为社会制度的重要部分，必然要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以后，作为旧西藏封建农奴制阶级压迫产物的等级内婚制度，首先从根本上遭到了破坏，农奴翻身作了主人。昔日一无所有的朗生分到了土地、房屋、牲畜等生产生活资料，开始有了人身自由和独立的家庭经济生活。随着西藏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朗生和堆穷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过去的农奴阶级，内部的等级制度率先被打破了，旧制度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等级界限不断模糊，相应在婚姻上的等级内婚限制，也就表现得越来越不明显，昔日的差巴、堆穷、朗生之间，早已基本实现了自由通婚。最受社会歧视的铁匠之类的“贱民”阶层，以及“虎死不倒威”的贵族阶层，他们与普通人的“等级”差距和观念，在新的社会制度和文明进步中，也在不断走向淡化。在总体上，西藏农村城镇的“等级内婚”的婚姻限制，已经在社会整体发展过程中走向土崩瓦解。当然，作为传统的社会观念，“等级内婚”，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或多或少地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

因而，现在的西藏人，除遵循血缘外婚的原则外，有着广泛的择偶余地，其婚姻也表现出相当大的多样性。历史上形成的多偶婚传统，虽然没有了封建农奴制社会制度的阶级压迫因素，但西藏严酷的自然环境没有改变，生产力水平虽有突飞猛进的提高，也还不足以彻底打破小农经济的制约。传统观念的延续，现实生产生活的需要，使多偶婚在西藏的部分农牧区，至今还有所保留。政府也只采取宣传移风易俗而不强迫命令的态度。

血缘外婚的规则，是各地藏族普遍遵守的一条基本婚姻原则，在这条原则下，排除了所有血亲结婚的可能性，从遗传学的角度看，有利于生育更为优秀的后代，这对种族的强壮有着重大意义。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藏族能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青藏高原生生不息。也可以反过来推论，正是生存环境的极端恶劣，才迫使人们在长期的自然选择中，采取了这种最有利于种族繁衍的婚姻形式。

藏族的血缘外婚，是全部排除父方和母方的血统，和汉族旧式婚姻中严格排斥父方血统，但重视母方血统的“表婚”制度完全不同。藏族择偶时，无论母系还是父系，只要有血亲关系，一律不得通婚；反之，只要没有直接的血亲关系，不同“辈份”且社会关系极其密切的人也能通婚，因而藏族中极少数母女同夫和父子共妻的婚姻形式，无一例外夫妻之间肯定没有直接的血亲关系，基本上都是前夫或前妻死亡，寡妇或鳏夫再婚，前夫前妻留下的子女，长大后加入后父或后母的婚姻关系而形成的。

由于婚姻规则的差异，特别容易引起民族间的文化误解，当汉族在不理解为何藏族母女能够同夫、父子也能共妻时，藏族同样也迷惑为何汉族竟然能和自己的表亲结婚，根源就在于一个看重血亲，一个注重人伦，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婚姻架构。因而，要防止民族矛盾，首先必须增强民族间的文化理解，而最忌讳的，莫过于用本民族的文化概念，简单地去度量其他民族的行为和习惯。

那么，藏族的血缘外婚，究竟多远的血亲，才算“外人”而可以通婚呢，总应该有一个度。根据各地的调查报告，这个“度”很不相同也很不确切。有间隔六代说、七代说，也有父系九代、母系五代，以及父系永远不可通婚，母系七代后可通婚等多种说法。最通常的说法，应是按照藏族习惯的手关节数数法，即无论父系母系，从手指头的关节开始数，一个骨节为一代，到肩膀时是第七代，就可以通婚。由此引发的还有“骨系”理论，即以此原理来建立家族谱系，根据骨节的远近，来确定血缘及亲近关系的远近，这在藏北牧区较为流行，农业地区虽也有骨系的说法，但实际运用的很少，人们只是说说而已。

事实上，自从藏族接纳了佛教的转世理论，就不再注重祖宗观念及由此而来的家族法统传承，试想一下，所有的生命都在不断地轮回转世中，何有亘古不变的祖灵存在？尽管藏族早已有本民族的文字，各种典籍也浩如烟海，却不像汉族那样热心于修家谱，论排行，讲世系。因而人们的亲属亲戚关系，也很难确切地追溯多远，更何况旧西藏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是文盲。西藏的旧贵族，和世界其他民族的贵族一样，也极力想保持唯我独尊的优势，证明自己悠久荣耀的历史，却没有一家能拿得出确切的谱系，至多子虚乌有地和

历史上和宗教上的名人联系一通。普通老百姓更是可想而知，人们的亲属亲戚血缘关系，最多能维持三、四代人，超过这个界限，谁也闹不清楚了，六代也好，七代也罢，表达的是社会禁止血亲通婚的本意。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所能采取的办法，是一旦发现婚姻双方可能存在血亲关系，再美好的姻缘都会立即终止。

相应，从婚姻规则中演生出来的性道德观念上，藏族当然就特别强调血亲回避。没有亲属亲戚关系的人，可以乱开玩笑，也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性”事，反之，则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我在西藏农村做调查时，就发现看电视时，房东家的成年女性躲得很远，甚至是在房间外，通过门窗观看，刚开始我以为是出于谦让客人的礼貌，后来我的房东才解释说，电视里男女事情太多，动不动就亲嘴，全家男女老少聚在一起看，经常让人觉得难堪。同样，在玩藏式骰子时，习惯要穿插一些“黄色”典故，所以绝大多数藏族妇女不玩这种游戏。走遍西藏农村城镇，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女人玩“学”（即藏式骰子），甚至从来没有见到有女人地旁边观看玩“学”。这就是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人们不一定能在主观上时刻感觉到规则的存在，但在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一举一动，无不体现着本民族文化传统所规定的准则。

作为一位藏族，如果与他的血亲有着婚姻或性的关系，那么他就严重违背了传统的婚姻规则和性道德观念，必然要遭遇到社会的强烈批判和自我道德良心的谴责，用人们常用的话，轻则骂为“缺教养”，重则说成“连猪狗都不如”。大家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一句平常的问候话所引起的误会，会让那位藏族青年看得如此严重，非要讨个说法。

“是姐姐，不是老婆”，不在于纠正一次误会，而在于每个人都不能违背社会规则，更不能允许别人在基本原则上发生误会，否则，就会降低社会的评价和损害自我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