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塑、面塑

  泥塑,是中国民间传统工艺之一。它的制作方法是先在粘土里掺入少许纤维,捣匀后,捏制成各种人物的泥坯,阴干后,再施彩绘,于是就做成一个完整形象的人物造型。

  说起泥塑,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古老的故事。传说战国齐国大将孙膑和魏国大将庞涓作战时,孙膑捏了很多泥人、泥马进行阵法演习,后来打败了庞涓,从此泥人便流传了下来,孙膑也被奉为泥塑的祖师爷。

  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其实,早在孙膑之前的原始社会末期,泥塑就已出现了。1983年,辽宁牛河梁女神庙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大型彩塑头像,尺寸跟真人尺寸差不多,双耳前有平齐的鬓角,眼睛还嵌着淡青色的玉片。从残断的部分看,这只头像的制塑是先用包扎禾草的木棍扎架,外敷细泥,塑成后再将表面打光、上彩的。这样的塑制方法跟后代大型彩塑的工艺基本相似,这也表明,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的先民已经具备了创作大型彩塑的经验。

  秦汉时期,我国的雕塑艺术已经很发达,它的气韵和成就,我们从举世闻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可以领略它的风采。秦始皇陵兵马俑体量与真人真马相仿,兵俑戎装待发,斗志昂扬,以不同的发髻、髭须、披戴、相貌来体现不同的年龄、性格、地位;马俑以骨骼、肌肉、神态来表现军马奋鬣〔lie列〕扬尾的姿态,十分威武。汉代殉葬用的陶俑也非常精彩,如1965年陕西咸阳杨家湾出土的骑士俑,彩色绘饰,威武整齐,有如一支严整的骑兵部队。山东济南郊区无影山出土的杂技陶俑,塑于一个长方形陶盘上,有21人,7人登场表演杂技,2个女子相向起舞,2个人“拿大顶”,1个人翻筋斗,1个人作柔术表演,旁边有7个人伴奏,还有人在旁观看,十分生动。四川成都出土的说书俑,上身袒裸,大腹如鼓,左臂抱小鼓,右手握鼓槌,神志诙谐,动作夸张。这些陶俑都是用模、塑结合的方法雕塑然后烧成陶的。如果没有精巧的工艺和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很难塑造出这样生动的作品来。

  南北朝以后,随着佛教的兴盛,北方统治者为了宣传佛教,到处开山凿窟,雕塑佛像,使我国的彩塑工艺有了很快的发展。因为这一时期的很多石窟建造在甘肃和宁夏等地的沙砾岩地带,石质松软,不宜雕刻石像,只能用泥塑来表现神佛之美。著名的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敦煌千佛洞石窟即都是以泥塑为主的石窟。

  从这些石窟彩塑佛像的特点看,北朝时期的早期塑像多为浓厚的犍陀罗式样,佛像薄衣贴身,衣带飘举,肢体硬直,比较朴拙,带有规范的佛教经典造型的特点;晚期的佛像则比较富于人间气息,体躯比例适度,这显然是以现实的人为蓝本,对传统的佛像造型进行了改造。隋唐时期,佛教为了使教义广布,吸引更多的信徒,造像出现了世俗化的趋势,佛像体态均匀,神情造型富于当时人的特征。比如当时人以丰腴为美,于是菩萨的造型就成为一个面相丰腴、双手纤巧的、带有女性温柔妩媚特征的形象,身饰璎珞,腰围锦裙。那些天王、力士,则按照当时武将的样子,塑造成肌肉丰满、威严可畏的形象,着重体现他们雄猛威武的气质,这是佛教佛像日益生活化的结果。

  唐代塑像,有的全用泥塑,有的全用彩绘,有的服饰为织物。除了佛教塑像,唐代形态各异的泥塑人物俑工艺水平也很高。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骑马武士俑,骑白马、头带盔、身穿甲、腰佩刀,左手勒马,右手执旗,神态逼真,可与当时的三彩陶俑媲美。该墓出土的彩塑劳动俑,有的推磨,有的烙饼,有的舂米,还有一个用簸箕簸米,人物造型生动,生活情趣盎然,体现了高超的创作水平(图28)。


  图28唐代彩绘泥塑劳动俑

  辽、宋、金时期,由于当时开凿石窟的风气减弱,寺庙建筑扩展,泥塑日渐增多。这一个时期,寺庙泥塑已基本上摆脱了外来的影响而完全世俗化。像山西太原晋祠的宋塑宫女群像,体态丰满俊俏,眉目传神,栩栩如生;大同华严寺的辽塑像,容貌丰满,衣带飘飘,情态真实,富有生活气息。

  除了上述泥塑,宋代城市中还风行一种民间泥彩塑(详见本书“玩具”一节)。这些泥彩塑,原都是“耍货”,后来因为制作精工,成为士大夫阶级的玩物,“儿童戏耍物件,亦有上行之所”,“宫禁及贵戚争以高价取之”。陆游《得树楼杂钞》载“杭州有孩儿巷,以善塑泥孩儿得名”,可见当时民间泥彩塑之盛。

  明清时期,泥塑在继承辽、宋泥塑世俗化的基础上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形成众多的流派。这一时期,民间泥塑影响最大的主要流派有无锡惠山泥人、潮安浮洋泥人和天津泥人。

  无锡惠山泥人创始于明代,早期主要生产简单朴素的“耍货”,即玩具,如大阿福、小花囡、老寿星、车状元之类,极富乡土气息。明代万历年间,昆曲流行无锡,惠山泥塑开始创作简单的戏曲人物。清代以后,京戏盛行,丰富了泥塑的内容,以后惠山泥塑就有了“粗货”、“细货”之分。“粗货”主要是儿童玩具,销往农村;“细货”是手捏戏曲故事,主要销往城市。惠山泥塑注重绘塑结合,“绘七塑三”,色彩上讲究“爆”,即大胆使用大红、正绿、金黄、云青作底色,使作品色彩浓重、对比强烈,有独特的风格和浓厚的乡土气息。惠山泥塑中的“大阿福”,健康、丰满、活泼、可爱,历来受人喜爱(图29)。惠山泥塑驰名的艺人有王春林、丁阿金、周阿生等。王春林的泥孩儿、周阿生的群像彩塑《蟠桃会》、丁阿金的手捏戏文《拐儿》、《游殿》、《借靴》、《挑帘裁衣》等是非常出名的作品,他们都为惠山泥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图29清代惠山泥人大阿福

  潮安浮洋泥塑的创始人是南宋的吴静山。南宋末年,福建人吴静山因避难到潮安落户,他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一种质地红润的“江土”塑做儿童玩具卖钱度日。以后因技术逐渐提高,品种不断增加,销路越来越广,以至世代相承历经元、明、清三代而经久不衰。浮洋泥塑主要卖给南洋华侨,使华侨作为家庭摆设借以寄托对故乡的怀恋,因此在海外的名声极大。浮洋泥塑最著名的艺人是清末的吴乾藩。他眼光敏锐,记忆力惊人,给人作肖像,只需一看,便能塑得维妙维肖。他塑的戏曲人物,个性突出,形神兼备,以至在当地举行庙会时,许多人丢开正戏不看,却争先恐后地看他的彩塑戏曲故事。他曾别出心裁地用豆腐渣捏了一群猴子,经过发霉,使猴子身上长满灰色绒毛,在一个竞赛性的塑像展览会上,被观众叹为奇观。

  天津泥塑创始人是清末的张明山。七八岁时,他随父亲张万全学烧陶瓷,做些小动物。后来,他在未烧的泥塑动物上试施彩色,因为效果好,就开始了彩塑的实践。张明山的彩塑作品题材广泛,涉及民俗风情、历史文学、民间故事各个方面,较多地反映了基层社会的平民生活。他创作的《严仁波》、《殡仪式》、《吹糖人》、《担者》等,形神逼肖,性格鲜明,从人物动态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感情,历来评价很高。他的作品曾参加巴拿马赛会,获一等奖。

  面塑,俗称江米人,也叫面人,是一种用糯米粉或精面粉为原料捏塑动物、人物形象的手工工艺。它是民间泥塑的流变,也可以说是泥塑的一个品种。

  我国古代的面塑起源于民间在节令时候用面配以红枣、绿豆、胭脂花点等做的“喜饽饽”、“花点心”等,属于带有祝福含意的食品或祭祀祖先的供品。我国这种面塑食品起源相当早,据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最晚在宋代民间即已盛行这种在节令前夕做“果实花样”的习俗,“寒食前一日谓之炊熟,用面造枣锢、飞燕,柳条穿之,插于门楣,谓之子推燕”,“以油面糖蜜造如笑靥儿,谓之果实花样”。宋代的“果实花样”很多,据《岁时杂记》等记载,当时面点,有“甲胄”人物,有“戏剧”人物,有“孩儿鸟兽”,有“飞燕形状”,可谓“奇巧百端”。这些“果实花样”沿袭下来,一种就是现在手捏的“花饽饽”、“花点心”,或用食模印制的花样食品;一种就是专为观赏不能食用的“江米人”或“面人”。

  我国古代的面塑跟节令风俗的联系紧密,而且不同的面塑也往往有不同的吉庆含义。比如,我国有的地区,春节的“花饽饽”要做成莲花、鲤鱼形,以祝福来年连年有余;端午节做成荷包、葫芦形,以辟毒去害;小孩过满月,外婆家要送12生肖的大面圈,或“麒麟送子”,以求“囫囵”圆满;婚礼上送的“喜饽饽”,则多是龙凤、鸳鸯、双喜、石榴,以祝愿新婚夫妇和睦相爱,多生贵子。其余像面佛手谐音“福”、面鹿谐音“禄”、面桃象征寿、塔形盘花糕象征步步登高,也都有吉祥的意义。

  除了手捏的各种面塑,印制“花饽饽”或点心的糕饼模也是一种很美的民间艺术。宋、辽以来,我国各地的糕饼模子花样很多,如清代遗留下来的用于婚礼的“龙凤喜饼模”、“鸳鸯糕模”,用于祝寿的“桃模”,新春用的“如意年糕模”,端午用的“五毒饼模”,中秋用的“月饼模”,都是很具特色的民间艺术品。

  “花饽饽”、“花点心”既好吃,又好看,又带着吉庆的祝福,很受人们喜爱。慢慢地,在面里掺糖,用模子或手捏成各种小人、小马到果市摆摊,或沿街叫卖的小商贩出现了。以后一些捏塑技术比较高的人专用彩色江米面捏制小面人,这种专供欣赏用的小面人就成了和泥塑一样的民间工艺品。

  捏面人用的江米面大多是掺富强粉和石炭酸、蜂蜜、甘油等才能使用的,不然容易腐裂。用之前还要调色加工成彩面。捏面人的工具一般很简单,主要是小拨子、梳子、滚子和剪刀。面塑艺人用这些简单的工具,通过搓条、拨花、展片、润色、压珠、搓花条等造型技巧,干净利落地捏塑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和景物,既快且美,堪称一绝。

  面塑艺人大都生活贫困。他们常年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捏些小玩意逗孩子玩,借以为生,因此他们的名字很少能流传下来。传说我国最早的面塑艺人是光绪时天津姓张的一位老头,他早年替人抄录戏本,后来改学面塑,技艺精湛,晚年困顿而死。

  近代面塑著名的艺人是潘树华和汤子博。潘树华曾经把天津的捏面方法传到无锡惠山。汤子博善于观察历代石雕和泥塑,并从中汲取营养。他的捏面技术长于小中见大,能在小核桃壳里塑造顾盼有神的十八罗汉。所捏戏曲人物,也极见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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